教育减负令缘何有了抗药性？
近一段时间，由于集中出现了几个中小学生因学习压力过大而自杀和生病的事件，中小学生减负的问题一下子又成了社会议论的焦点。教育部新近也公布了《教育部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该《意见》中特别强调要科学安排作息时间，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坚决纠正各种随意侵占学生休息时间的做法，依法保障学生的休息权利。但是政策并没有被一致看好。
任何一种药物产生抗药性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减负令有了抗药性，同样如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笔者上中学时，每月只过一个星期天，教师星期天给学生补课不是无私奉献，学生要给学校交补课费的。可是同学们都不情愿补课，不是怕交钱，而是身心俱累，难以承受。我想，那个时候或者就有了减负令。时至今日减负令更为密集，如果某地学生因学习压力过大而发生极端事件，上级就要发布减负令，又是要求又是强调，纠正一些学校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的作法不可谓不坚决，可是这些政策的执行力如何？正像一位教师所说的：现在孩子们过重的学习负担，与政府的不作为有很大关系，给学生“减负”的政策从来就有，但是政策的执行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减负令从来就有，政策的执行者——政府不作为，学生的课业负担依旧沉重。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感言：“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候都出不了中南海。”
其实，减负令并不孤独。安全令亦如此。譬如，某地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一定的人员伤亡，于是教育部门立即发出“安全令”，要求严防死守预防学校安全事故发生，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全令”刚刚发出，一些地方就发生了安全事故，造成学生伤亡。减负令、安全令对于发布者而言是面子工程，问题已经出现，事故已经发生，如果不表态、对下不做要求，面子往哪里放？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也给上面一个交代；也是形象工程，不表态就是自毁形象，相反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也是政绩工程，有了种种政令，在工作总结中慷慨陈词，一年发出多少减负令、安全令等等。究竟效果如此，只有学生知道。
药物产生了抗药性，需要增加剂量，最好的方法是更换不会产生交叉抗药性的药物才能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减负令有了抗药性，教育主管部门如果发一个《关于实施减负令的意见》，依我看也是一厢情愿。
要彻底改变这种令令失效的的局面，必须营造不执行命令就受到惩罚的行政环境，甚至以法律手段约束执行者的行为。减负令、安全令等屡屡失效，根本原因在于执行命令与不执行命令一个样，甚至执行命令者吃亏，为学生减负，学校有可能要付出升学率降低的代价，谁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呢？政府是应试教育的推动者，减负令就成了学校的自选动作，而不是必做动作，或者做了也不会讨政府的好。解铃还需系铃人。治理教育陈疴，不能仅靠这令那令了，笔者以为重要的是政府有所作为，教育部门的减负令一方面需要政府强制推行，如果有校长有令不行，就拿校长试问，甚至免职；另一方面改革学校评价办法，淡化升学率，让学校教育回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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