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8月22日08:10   来源：新华网  记者  李剑军  通讯员  周华玲  姚武

　　受助一年多，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湖北襄樊5名受助大学生的冷漠，逐渐让资助者寒心。

　　8月中旬，襄樊市总工会、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举行的第九次“金秋助学”活动中，主办方宣布：5名贫困大学生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

　　去年8月，襄樊市总工会与该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开展“金秋助学”活动，19位女企业家与22名贫困大学生结成帮扶对子，承诺4年内每人每年资助1000元至3000元不等。入学前，该市总工会给每名受助大学生及其家长发了一封信，希望他们抽空给资助者写封信，汇报一下学习生活情况。

　　但一年多来，部分受助大学生的表现令人失望，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未给资助者写信，有一名男生倒是给资助者写过一封短信，但信中只是一个劲地强调其家庭如何困难，希望资助者再次慷慨解囊，通篇连个“谢谢”都没说，让资助者心里很不是滋味。

　　今夏，该市总工会再次组织女企业家们捐赠时，部分女企业家表示“不愿再资助无情贫困生”，结果22名贫困大学生中只有17人再度获得资助，共获善款4.5万元。

　　多年来为资助贫困生东奔西走、劳神费力的襄樊市总工会副主席周萍，为此十分尴尬，她感觉部分贫困生心理上“极度自尊又极度自卑”，缺乏一种正确对待他人和社会的“阳光心态”，有的学生竟自以为“成绩好，获资助是理所当然的”，缺乏起码的感恩之心。

[B]五贫困生受助不感恩续：港商欲资助被取消资格者[/B]

    2007年08月23日10:11   来源：荆楚网-楚天都市报  记者陈世昌

　　襄樊市总工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被取消资助资格的5名贫困大学生，其中有3名是今年被取消的，另外2名早在去年就已被取消。

　　记者多方打探到今年被取消资格的3名学生的家庭联系电话。其中，樊城区王某家的电话停机，而樊城区杨某、保康县但某的家长接通后均称孩子不在家。当记者说明意图，他们没有说话，立即挂掉。

　　随后，记者又多方采访资助贫困大学生的女企业家，但大都拒绝接受采访。一名女企业家称，她去年资助了一名贫困生，打算每年资助1000元，一直到大学毕业。她表示，并不求什么回报，只想知道对方的学习或生活状况，但该生几乎不与她联系，甚至连他还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都不知道。因此，她今年停止了对这名学生的资助，换为资助另一名学生。

　　[B]襄樊市总工会助学重点可能转向[/B]

　　昨(22)日，襄樊市总工会副主席周萍接受采访时说：“出现这样的事，并不是贫困大学生的错。他们还小，社会经验不多。但作为孩子的家长，应教育孩子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知恩图报。”

　　周萍介绍，受助学生中，也有同学做得很好。比如妞妞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宋爱洁资助的5名贫困大学生，都经常向她汇报生活、学习情况。其中一名学生大一就入了党，经常帮助同学，并先后参加学校组织的西北志愿者、绿色环保行动等活动。每次出成绩后，他都打电话或发短信向宋爱洁报喜。

　　周萍表示，今后，襄樊市总工会、襄樊市女企业家协会可能把资助重点，转向山区贫困初、高中生。

　　[B]“贫困生一个短信能让我高兴很长时间”

　　喻友旺：感恩能形成爱的互动[/B]

　　资助了近600名贫困大学生的新八建党委副书记喻友旺，昨日发表了对此事的看法：“其实，资助者是不求回报的，他们只希望贫困学生能够将感恩之心传承下去，形成爱的互动。表达感激其实很简单，受助学生给我发给个短信，说声谢谢，就能让我高兴很长时间。”

　　襄樊学院心理学教师陈玲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贫困大学生感恩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既可以通过发愤学习成为有用之才后反哺社会的方式，也可通过善待、帮助身边人的方式。

　　[B]香港宋先生为五名贫困生叫屈愿意资助他们[/B]

　　襄樊市总工会负责人昨(22)日透露，香港一燃料公司宋姓老板打来电话，称看到报道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这5名贫困生没有及时致谢当然不对，应该予以教育，但如果因此而失去资助，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宋老板表示，他打算资助这5名被取消受助资格的贫困生，让他们完成学业。

　　记者在襄樊市总工会采访时，遇到河南省南阳市一家企业推销员张先生。

　　张先生称自己曾资助过一名贫困高中生，该生高中毕业后有半年时间不与他联系，当时他很伤心，甚至有些后悔。半年后，该学生写信告诉他，高考成绩不理想，压力太大，所以不好意思给他写信。这下子，他才知道事出有因。

　　张先生说，其实资助者与受助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双方应该互相体谅才对。

    教育部官员谈受助生不感恩　民间资助可附加条件  
 
    2007-08-24 09:43:44  南方日报
 

　　
　　北京消息　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近日表示，民间资助是对我国资助困难学生政策的一个很好补充，应充分尊重民间捐助人的意志。他认为，民间资助困难学生的方式和方法可适当发生改变。

　　王旭明表示，无论是国家资助还是民间资助，都应在经济支持的同时考虑到对学生的教育和影响。他建议，民间资助可以改变单纯给予的方式，给予的同时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比如变成某种契约的形式，在契约中加入受资助学生每年写几封信报告学习生活情况、报告成绩单以及经费使用情况，如果没有报告将停止资助等内容；或借鉴国家资助政策，资助的同时有一种激励机制，培养他们有一种报恩思想。　据《新京报》

[B]贫困生首次回应被终止资助：资助让我倍感压力[/B]

    2007年08月24日08:21   来源：新华网  
 
　　[B]█核心提示[/B]

　　去年8月，襄樊市总工会组织“金秋助学”活动，该市19位女企业家与22名贫困大学生结成帮扶对子，承诺4年内对每人每年资助1000元至3000元不等。

　　一年后，其中三分之二的贫困生未给资助者写信。今年暑假，该市总工会再次组织捐赠时，3名女企业家表示“不愿再资助无情贫困生”，停止了继续资助。

　　几天来，在舆论漩涡中的双方当事人一直保持沉默。

　　昨（23）日，涉事的几位企业家和学生，首次接受采访，回应外界的众说纷纭，袒露内心世界。

　　昨（23）日中午，襄樊重型机械厂宿舍，放暑假在家的王可(化名)，在自家简陋的阳台上，支起一张小桌子，给同院的两名小学生辅导暑假作业。

　　此前一天，这名18岁的女大学生因媒体报道被卷入舆论的漩涡。

　　2006年夏天，家庭贫困的王可考上大学后，襄樊当地一位企业家资助了她1000元，并承诺连续资助4年。但如今，对方认为她“冷漠而没有感恩的心”，取消了对她的继续资助。

　　“今年上半年，因为自己的原因，我的确疏于与她联系，她的做法我也表示理解。”王可说。

　　“与企业家联系少，并不是我不懂得感恩，而是不习惯这样的方式。在我看来，在学校好好学习，将来能回报社会才是最大的感恩。”面对连日来的舆论压力，王可首次向外界袒露心声。

　　此次因同样原因被取消资助的，还有另两名贫困学生。襄樊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说，自2005年开展企业家与贫困学生结对资助活动以来，共有5名贫困学生因同样原因被取消资助资格。

　　[B]“结对资助”引发的事端[/B]

　　在今年8月中旬的金秋助学会上，一位女企业家生气地说：“我今天来了，但没有带钱，不是不愿资助，只是希望我所资助的学生能抽时间到公司去介绍一下学习情况！”

　　在周华玲看来，襄樊市总工会资助贫困大学生9年来，“一直都很顺利”。谁也没有料到，“结对资助”会成为诱发此次终止资助事件的直接原因。

　　“我们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贫困学生能得到更好的帮助，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后果。现在弄得我们的工作也很难做了。”一直致力于贫困学生帮扶的襄樊市总工会副主席周萍也很沮丧。

　　企业家首次反映这样的情况，是在2004年首次结对资助之后。一年后，又有企业家反映，资助学生一年了，学生没写一封信汇报自己在学校的情况，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

　　2006年8月17日晚，襄樊市总工会再次举办“金秋助学会”。在这台以“感恩”为主题的联谊会上，总工会负责人专门提到学生要懂得感恩，并给每名学生和家长发了一封公开信，希望学生上学后能给企业家多写信、打电话。末了，组织者还用心良苦地安排了一个互动节目——让受资助学生到舞台上与演员一起学跳舞蹈《感恩的心》。

　　一位参加了这场联谊会的当地记者回忆，联谊会很感人，很多人甚至当场决定捐款。

　　然而，在今年的助学会之前，更多企业家反映，仍有学生一整年都没与她们联系。事情在今年8月中旬的金秋助学会上发展到了极端。

　　当天，一位女企业家在会场上生气地说：“我今天来了，但没有带钱，不是不愿资助，只是希望我所资助的学生能抽时间到公司去介绍一下学习情况！”

　　但此后，那名学生没有照这位企业家说的去办，这位企业家就转而资助了另一位新生。

　　周华玲说，此前的助学活动，大多是企业家捐助后，统一由总工会交到贫困学生手中，资助双方互不认识，也没有这样的问题出现过。

　　周华玲从档案柜中取出几封收藏的信件说，助学活动已连续举办了9年，资助学生数百人，但给总工会写信表示感谢的也只有寥寥几人，“甚至在助学活动上的一些发言稿，也是我们替学生代劳的”。

　　然而，本报记者在采访此次事件所涉及的几名学生家长时，他们都表示，这样结对的资助方式让人很难接受，“会让我们背上沉重的精神压力”。

　　[B]涉事学生首次回应：

　　“并不是我冷漠，只是不习惯这样的方式”[/B]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报喜？怕对方认为自己骄傲；报忧？又怕对方担心我向她伸手要钱。我很矛盾，所以，很少与企业家联系。”王可说，更重要的是在学校好好学习，将来回报社会，“我更愿意靠自己的努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面对舆论压力，涉事学生一直保持沉默。22日，本报记者即奔赴襄樊。但直到23日上午，记者才辗转在襄樊重型机械厂宿舍找到其中一名涉事学生。在承诺化名后，王可才答应接受记者采访。

　　“没有给企业家写信，并不表示我冷漠，只是我不习惯这样的方式。我时时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同时，这也让我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压力。”说话时，王可始终将头深埋，用手拨弄着自己的裙角，“我之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工会也没有通知我”。

　　王可说，给小学生补习功课，一个暑假可以赚几百块钱，“够我几个月的生活费，我更愿意靠自己的努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王可2006年考上大学，因父母双双下岗家庭困难，襄樊市总工会将她确定为资助对象，当年获得1000元资助。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她在中秋节和春节期间，都给资助她的企业家发了短信表示感谢。今年春节期间，她还参加总工会组织的交流，向企业家汇报了入学半年的学习情况。

　　王可坦言，大一下学期因为自己的原因，的确疏于与那名企业家联系。期间，她给总工会写过一封一页纸的信。但本报记者在总工会没有查到那封信。

　　王可说，她一直存有感恩之心，但并不认同写信或打电话向企业家汇报情况的做法，“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报喜？怕对方认为自己骄傲；报忧？又怕对方担心我向她伸手要钱。我很矛盾，所以，很少与企业家联系。”她认为，更重要的是在学校好好学习，将来回报社会。

　　“我们不是那种知恩不报的人。”王可的母亲李红云(化名)，目前在幼儿园做保育员。李说，她的职业不是没有爱心的人所能做的。女儿不善于表达感激之情，他们一家也因此承受了巨大压力。在女儿被资助的一年里，她经常查看日历，逢节日就敦促女儿给对方打电话或发短信问候。今年母亲节，她还让女儿给对方发短信问候。

　　“但是，我考虑了一下，她也不是我的母亲，这样的问候似乎不合时宜。”王可说。

    贫困学生被取消资助资格续：1人是副局长女儿

    2007年08月25日03:52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本报讯 湖北襄樊市近日有5名贫困大学生因“不感恩”，被资助者取消受助资格。记者调查发现，一名被取消受助资格的大学生父亲是当地某局的副局长。其是否属于贫困家庭、以及襄樊市总工会对贫困学生的审查程序引发质疑。
 
    副局屋中家具一应俱全

    记者获悉，在重庆读大学的杨某也被暂时中断了资助。经了解，杨某的妈妈是樊城区环卫部门工作人员。当地一环卫所的一位工作人员与杨某父母相识，其表示杨某的父亲是樊城区城管局副局长。

    前日下午，该局一位工作人员称，副局长开会去了，他家住在樊城区区委大院里。记者随后来到杨某家，打开房门的是一个高个女孩。开始她称自己是这家人的亲戚，随后才承认自己就是杨某。从门外看去，屋内彩电、沙发等家具一应俱全。杨某随后在走廊里接受了采访。

    “不好意思”联系资助方

    杨某表示，她似乎记不清楚去年是怎么被确定为贫困生的，好像是妈妈听说市总工会组织了一个活动，给考上一类大学、家庭经济情况不太好的学生一笔“赞助”。她就填了个表交上去，究竟交给哪里的也不太清楚。后来她就被通知去市总工会接受“赞助”。

    杨某称，一开始没觉得什么，可后来心里就越来越不舒服了，总觉得欠了对方什么。她承认，整整一年她既没给对方打过电话，也没发过短信或写过信，虽然她有对方的联系电话，但觉得不好意思。

    提申请是为家里减轻负担

    杨某说，她的家境不富裕，爸爸每月工资1000多元，不到2000元，妈妈也就1000元左右，“不吃不喝一年就是1万4千元钱，自己每月在学校花费要800多元”。

    杨某称，对方资助的1000多元钱对她上学帮助不大，要不要都无所谓。当初之所以写申请，想着反正能为爸妈减少点负担。工会也没派人来家里考察过他家的经济情况。

    杨某说，一开始不愿接受记者采访，就是因为她有个当副局长的爸爸。当时她写资助申请时，爸爸不赞成，后来妈妈坚持，他就同意了。“我爸虽然是副局长，钱也是辛辛苦苦挣的。怎样才算真正的贫困，是怎样的标准呢？”

    - 说法

    本报讯 前晚，杨某母亲解芬然自称身体不好，一直在环卫部门打零工，每月600多元钱工资。记者在解芬然所在的环卫所办公室的墙上，看到她的名字仍在工作人员名录上，且比较靠前。

    解芬然说，去年上半年，她所在的环卫所负责人让她填一个申请表，说是资助当年考上一类大学的学生，她拿过来就填了。去年8月，她到市总工会去开会，才确定钱是女企业家出的，是为了资助优秀的贫困生。当时她想，丈夫杨洪圣虽然是副局长，可自己做零工，收入不是很稳定，所以就收了钱。几个月后，丈夫知道了此事，就说她胡搞。解芬然就把钱交给了所里的人。

    樊城区城管局党组书记梁书记昨日表示，杨洪圣家申请资助，没有通过组织，可能是从其妻子所在的环卫所申请的。梁书记称，杨洪圣月收入是1200元到1300元，杨洪圣和妻子都是工薪阶层，在襄樊属于中等收入家庭。

    杨某的申请是通过樊城区总工会、樊城区环卫所总工会报上来的。

    工会的副主席刘荣称，每年市总工会开展助学活动时，就会给每个区分下资助指标。去年市里给了该区一个指标，考虑到城管战线工作人员收入较低，所以区总工会就把指标给了城管局。当时该区有两名学生考上了一类重点大学，其中一个就是杨洪圣的女儿，于是把杨同学确定为受助者，而另一个由区里找企业资助。

    步解释，当年究竟该不该资助杨洪圣一家，大家也有争议。在襄樊市，杨洪圣家并不贫困，但在城管系统里就属于贫困的了，“这要看跟哪个地方比”。她本着为本区市民谋福利的原则，“分下来的资助名额当然要用”，而且这样可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让区里的孩子们好好学习，多出优秀学生。她说，当时只有两个人考上一类重点大学，再加上没有其他人争这名额，一个就从市里得资助、一个就从区里得资助，没什么不合理的。

    助申请表副局变“下岗”

    本报讯 前日，资助杨某的襄樊市白鹤实业公司党委书记马建先，听说对方的爸爸是副局长，马建先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同时，马建先对市总工会把这样的学生纳入贫困生行列，很迷惑。

    昨日下午3时许，襄樊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龄从柜子里顺利地找到了杨某的那份资料，包括申请表、杨某及母亲的身份证复印件，但没有杨洪圣的身份证复印件。而申请表上的内容令人吃惊：母亲月收入200元，家庭月总收入600元，特别是有个情况说明令人目瞪口呆：夫妻下岗无住房……生活较困难！上面还清清楚楚地盖着一个鲜红的印章：樊城区第三环卫所工会！

    副局长变成了下岗工，就连周华龄都感到吃惊。她称，市总工会是要给区总工会分指标，而且委托区总工会将贫困大学生的资料递上来，委托对方审查贫困生资格。报上来的资料，要有下岗证、低保证、身份证，如果没有，就要让单位出个证明。杨某的申请，因为有单位的证明，所以就没让对方拿下岗证、低保证了。她表示将追查此事。

    周华龄说，她将立即把那笔“存”在樊城区城管局工会里的钱，通过区总工会追回来，真正用在贫困大学生的身上。他们将在以后的工作中进行改进，对每一个贫困大学生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防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

怎么会这样？真让人失望！[em11]

[QUOTE][b]下面引用由[u]雷达[/u]发表的内容：[/b]

    教育部官员谈受助生不感恩　民间资助可附加条件  
 
    2007-08-24 09:43:44  南方日报
 

　　
　　北京消息　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近日表示，民间资助是对...[/QUOTE]
    如果资助时签订契约，那么写信、报告学习情况等是出于感恩还是出于完成任务就很难说了。

[B]襄樊“不感恩贫困生”开口：我们不会再接受资助[/B]

    2007年08月30日16:38   来源：新华网　《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特约撰稿 成希 发自湖北襄樊

　  [B]“感恩的心”到底是什么样子？[/B]

　　尽管早上7点就赶到镇上搭车，但颠簸了7小时到达湖北襄樊时，大学生段东仁（化名）还是迟到了。对他和他同伴的“捐赠仪式”早已开始，会场上正放着歌曲《感恩的心》。这个20岁的孩子被叫上台，和另外21名受助大学生一起跳舞。

　　台上的大学生都出自寒门。这场在2006年8月举行的活动，是襄樊22位女企业家对他们“一对一资助”的仪式。中国人更喜欢用仪式表达他们的心情，比如这场由襄樊市总工会组织的活动，主题是“感恩的心”。

　　但来自湖北保康山区、穿着白衬衣黑布裤解放鞋的段东仁，感触最多的是自己卑微的心。他只记得，那首不过5分钟的歌，仿佛把秒针凝滞住了；他的手脚，像被一桶浆糊泼过般僵硬；而舞台上的灯光刺痛了他的眼睛——他家里，仅有的4盏30瓦灯泡。

　　一年后，2007年8月19日，段东仁没能继续参加捐赠仪式。这种“结对子”的资助，每次资助期限为一年。贫苦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个坏消息，直至2007年8月27日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上他。此时，他与其他4名“缺席”的大学生，已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B]“感恩门”前，孩子受伤[/B]

　　8月19日，辽宁大学的龙威与其余16名受助学生，再度获得襄樊市总工会牵线的“金秋助学”资助。根据2006年的协议，与贫困大学生结对的女企业家，每年将资助他们1000元，直至其本科毕业。

　　市总工会负责人解释了段东仁等5名学生缺席的缘由——他们中，有2/3的受助者没给资助者写过信，除了一名男生外。但这个孩子只是想再得到多些资助，信中连句“谢谢”都没说。“我们不愿再资助没有感恩之心的大学生。”一些女企业家感到失望和愤怒。

　　捐助者的心完全可以理解。“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春秋时期的《左传》，就留下了“结草报恩”的典故。而在今天的电视中，你可以不断看到类似的场景，比如灾民们跪在前来视察的领导面前，泪流满面。但现在，竟然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捐款者不闻不问。所以，这个消息被媒体披露后，网上就有人大骂这几个孩子“没良心”。

　　面对这个结果，身处漩涡的大学生龙威保持沉默。这个频频给资助者写信、打电话的19岁男孩，此次被树为“懂得感恩”的典型之一。但他在心里为那些没获得资格的同学抱不平——他理解他们的心，“除了那个写信要钱的男生，阿姨们是不是应该去了解一下，她们资助的孩子为啥没写信”？

　　龙威的父亲拉了几年黑三轮，在暮色中与城管打了数次“猫鼠之战”，最终以车被没收告终。母亲也曾是黑三轮大军中的一员，最近刚拿到出租车执照。而妹妹正在念高中，准备考大学——如果她的梦想实现，那就是家庭经济的噩梦。

　　在龙威看来，严阿姨资助他的1000元钱，是父亲在城区内拉500趟活的收入，也许还是其父母卖两三次血换来的“营养费”。龙威觉得，像他这样的孩子，不会不珍惜这1000元的宝贵。

　　但主角们不约而同地保持了沉默。“我们不会再接受资助，将来我们要资助别人！”被取消资助的王可（化名）的母亲，在电话中断然拒绝了总工会继续寻找资助者的好意。另两名学生的电话或手机，要么无人接听，要么称孩子不在家。

　　“有些消息是误传。”捐助的负责人之一——湖北襄樊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只有3名学生被企业家中止了资助。其余两名去年已获得了一次性资助。而被停止的那3名学生，工会打算为他们联系新的资助人。”

　　[B]寒门之子的习惯性沉默[/B]

　　3名被取消资助的学生中，就读于哈尔滨某大学的段东仁是最后的知情者。当记者驱车6小时，来到他偏居山区的家中时，头发花白的父亲以为暑假留校的二儿子闯了祸，从竹凳上弹了起来。  

　　“我还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段东仁在电话中说。2006年10月，他曾与资助者通过一次信，之后再无联系。他没有手机，家里也没电话。今天，他仍称“一辈子感激阿姨，是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 段父的反映是有些不平，“我的娃不是个不懂报恩的人。他知心疼父母，但从来也没给我们写过信。”他说。

　　这个58岁的老汉是名修路工，每月收入500元，他的妻子无业。3个孩子自从到县城念高中起，暑假就没回来过，一是省路费，二是打工赚钱。排行老二段东仁学习特别刻苦，这让他们再苦也有盼头，“不是报恩是啥”？

　　“可能是我们的情感表达方式与城里人不一样。”段东仁说。他回忆起去年跳的集体舞，也许正能让资助的女企业家们感到欣慰——当时，台下的家长与资助者，许多双眼睛泪光闪动。但对这群贫困的孩子，这是尴尬、是自卑，甚至屈辱。

　　在樊城某石灰厂一座简陋的工棚房中，湖北中医学院学生方圆的妈妈至今仍记得《感恩的心》的歌词。当她重又哼起时，泪流满面，“宋总（捐助方圆的企业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方圆有些恼怒地打断了母亲的话。他告诉记者，除了学费，没其他困难，自己能克服。

　　提及这段感恩舞蹈，就读南京某大学的汪志鹏（化名）的母亲两眼发红。“娃子知道自己获得资助时，抱着我说，‘妈，这下咱家有救了！’可到参加捐赠仪式那天，他却说不想去了。”

　　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也注意到汪志鹏的变化。在仪式前的见面会上，周华玲特地点名让他起来自我介绍。汪志鹏挪了两步，又猛地坐了下去，全场愕然的注视下，男孩眼泪直流。

　　“娃的裤子穿得太久，裤裆炸线了。”母亲望了望儿子轻声说，“见面会完后，他扑到我身上说：妈，当穷人实在太蹩了！”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会议厅、这么多时髦的阿姨、这么多的领导。”辽宁大学的龙威回忆。见面会当天，总工会领导要求大家介绍自己的家庭和学业情况。主动起来发言的同学不多，两个发言者之间的间隔时间有3—5分钟，越到最后，沉默时间越长。“好几个同学说着说着哭了，一名女生当场放弃了资助。”

　　“绝大多数贫困生的心是孤僻、内向、焦虑的，”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研究员胡邓分析，他们骨子往往深嵌着强烈的自尊与过度的敏感。

　　胡邓称，相对于城市学生而言，农村的孩子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从乡下走入城市的高校，他们在短时间内承受太多的变化。现代化的环境与用品，与乡村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容易让贫困大学生无所适从。

　　“他们的心，脆弱敏感得像玻璃。”周华玲说，“猛地一撞，碎片一地。”

　　来自首都高校贫困大学生状况调查资料表明：60％的人因穷而感到羞愧；约1/4的人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处境；而四成以上的人不愿公开求助。

　　而一些极端的案例，更给他们的心理雪上加霜。汪志鹏的母亲告诉记者，儿子小时候开朗活泼，但他12岁那年，他的大哥考上大学，因没钱就读喝农药自杀。父亲因此精神错乱，儿子从此变得沉默寡言。

　　“志鹏不爱说话，但懂得心疼我。”这位母亲说。2007年除夕，新年钟声临近敲响时，志鹏和姐姐拉着手走到她跟前，说要给妈妈唱首歌。当时，窗外炮竹声震耳，客厅里那台无画面的电视机沙哑地传出春节联欢晚会的欢闹声。汪母没听清儿女在唱什么，只一个劲地鼓掌，边抹眼泪。　　

　　[B]“尊严要靠实力挣回”[/B]

　　段东仁通过媒体，拿到了资助者的联系方式。男孩犹豫了一下午，最终仍没按完这11个数字。他告诉本报记者，去年的捐赠仪式上，阿姨把装着1000元的信封递给他，问候了几句，便离去了。这项一对一交流的环节，总共不过两分钟。

　　尽管觉得尴尬，且不知说什么好，段还是打算给阿姨一个电话，说声谢谢。这个被他称为“半个社会”的大学校园，开阔了他的视野，还将扭转他的人生。此前，他所生活的世界，再大不过连接村庄与小镇的那座无扶杆的索桥。

　　“感恩门”事件后，有媒体向段东仁索要阿姨给他的回信，被他拒绝了。“我不想以此证明我给阿姨写过信，懂得感恩。更不想因此伤害到阿姨。”段告诉记者，他去年刚到校，手摔伤骨折。他花了一个下午，歪歪斜斜地写满了三页信纸，向资助他的阿姨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一个月后，阿姨回信让他“多喝骨头汤。”段一直保存着这封来信。但此后，他没有再写信给对方。

　　去年8月份，为22名大学生颁发助学金时，襄樊市总工会还发出了倡议书，要求大家学会感恩，与女企业家多联系，汇报自己的学业与生活情况。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告诉记者，“2/3大学生没给资助者写过信”是指写给总工会，而更多的大学生直接给资助者写信。

　　段东仁不想再去琢磨，自己是不是与阿姨联系少了，显得不懂事。在他看来，农村娃的感恩方式，就是“努力活出名堂来。”他竞选当上了校科技创新协会副部长，还是学校新建的展厅的解说员，接待校内外前来参观的学生、家长和领导。

　　其他受助学生也纷纷迈出了原来的世界。方圆在同学的鼓励下，参加班级干部竞选，最终被选为团支书，这个同学眼中勤奋稳重的学生干部，成绩在年级也名列前茅。

　　龙威申请到学校提供的助学岗位，扫楼道。寒暑假回到家，他便到严阿姨的公司实习。这个身材敦实的男生告诉记者，用实际行动表达谢意，更自然而有尊严。

　　但并非每名受助学生都有这样的机会——去年春节，汪志鹏曾提出到资助者的公司实习帮忙，对方称人手充足而婉拒了；有的女企业家没有给学生留电话和地址，告知通过电子邮箱联系就好；有的留下秘书的电话，告诉学生，“没有要紧的事情，不用直接联系我”；有的学生给资助者写信，始终没盼回只言片语。而王可的母亲称，资助过他们的企业家曾问女儿，有没献过血？有没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不知道这跟感恩有什么关系”？

　　被取消资助的王可告诉《长江商报》记者，“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报喜？怕对方认为自己骄傲；报忧？又怕对方担心我向她伸手要钱。我很矛盾。”

　　如今，一场“感恩门”风波，将双方之间微妙的“度”击得七零八落。资助段东仁的企业家称其并没中止资助，而是当时在外出差，也不清楚段的情况，之后匆匆挂了电话。襄樊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带头资助了5名大学生的宋爱洁也婉拒了采访。

　　龙威与资助者严建群则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到严主席的公司实习两次后，他得到了师傅与同事的认可。严建群告诉记者，龙威毕业后，只要肯来，我们就收他。

　　“我的能力受到了认可，心也踏实下来。”龙威说自己今年接过严阿姨的钱，已然坦然而平静。男孩说起自己今后要飞得更高、更远时，已然一扫去年集体照上的拘谨与忧郁。

　　就读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的段东仁梦想成为一名核工程师，操纵一粒渺小的原子，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而他的另一个愿望与大多受助学生一样，将曾经受过的捐赠回报社会。“我要换回我的尊严，还要让受助者有尊严地接过帮助。”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