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red]说实话，对《班主任之友》的编辑与论坛的朋友们，是心里有愧的，同时自己内心也留下了很多的遗憾！有些刊物让我尝到了人走茶凉的滋味，而《班》刊的编辑们却让我感受到温暖！这里说一声谢谢了！现在，我已从极大的困境中走出来了，我会用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回报挚爱的《班》刊的！——[/COLOR]


[ALIGN=CENTER]被“爱”遗忘的角落[/ALIGN]
[ALIGN=CENTER]徐  卫[/ALIGN]
    因为去年“闰”了个七月，金猪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更早了一些。沐浴着大自然的春风，老百姓的心里更是春意盎然：今年真是名符其实的“金猪年”——2007年春季开学，全国近1.5亿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全部免缴学杂费，并且，以后的农村义务教育将全面纳入国家财政保障范围，咱老百姓以后再也不用为娃娃上学的事发愁了。这正是：金猪开门见喜，百姓喜乐开怀！
    过完年，回到所在的小城上班，很多天以来一直沉浸在淡淡的喜悦中。然而有一天，一位农民工的来访，我的心情突然变得有些沉重起来！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工作，突然听到门外有人打听我，接着，门一开，闪进一个农民工模样的男人来。
    “你找我有事？”望着那张似曾相识的脸，我奇怪地问。
    他脸上挂着汗珠，讲话因为紧张有点结巴：“我……我是你爱人那个村子里的，在市里打……打工……”
    听说是老婆的老乡，我热情了许多，让他坐了下来，起身给他倒了杯茶，然后问他有何贵干！
    也许是感受到了我的热情，他讲话流利起来：“我的孩子想转学……实在没办法，交不起学费！你是个领导，看在老乡的份上，帮帮我吧！”说着，他掏出一盒皱巴巴的香烟盒，抽出一根递过来。
    没办法，在乡下人眼里，在城里上班的都是领导。我谢绝香烟，耐心地问：“你孩子在哪念书？为什么要转学呢？”
    “在一所民办学校念书，一个三年级，一个五年级。两个孩子，开学报名就要五六百元，我实在负担不起啊！我在这里打工没赚到什么钱，今年过年都没有回家呢！”
    “怎么要那么多？不是免学杂费了吗？全国各地都一样。听说我们省不光是农村的免，连城市学校的都免呢！虽然你们是农民工，但早就有文件规定，农民工子女的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啊！”
    我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今年春季开学，政府按学校学生数，每人拨款150元，基本都已经到位了。前两天路过一些学校，哪些给孩子报名的家长哪个脸上不是笑盈盈的？作为学生家长，对这些情况不知道吗？
    “你说的是公办学校，他们得了实惠，当然要笑了！我们孩子念书的民办学校哪里有那种好事啊？上面的人说了，民办学校按原来的收费，一分钱都不能免，我们这些家长都是一肚子的气。今天我来，就是想请您帮个忙，哪怕两个转了一个到公办学校也好啊！”
    看着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和无助的眼神，我只好先应承下来。送走他以后，我立即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朋友反馈的情况果然与他说的一样：民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目前确实不免收学杂费，仍按原来的收费办法执行。
    “为防止有人钻空子，市里对转学抓得很严！”朋友最后补充说：“严格禁止民办学校学生转入公办学校就读，如果你找我是为了转学的事，那就免谈！”
    放下电话，我陷入了沉思：无论是京城、省城，还是县城，哪里没有农民工“卑微”的身影呢？他们是无根的浮萍，生活在繁华都市的最底层，穿着最破旧的衣服，吃着最简单的饭菜，住着最简陋的“房子”，然而，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建起了高楼大厦，拓宽了公路街道，挖通了地下管道……可以说，他们那双粗糙的双手，擦亮了城市灰色的天空！然而现在，乡村学生的学杂费免了，城市学生的学杂费也免了，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因为已背井离乡，子女既不算是农村的学生，又不算是城市的学生，他们又该怎么办呢？处于这种尴尬境地的他们又怎样来享受《义务教育法》所规定的权益呢？
    朋友的话打击了我想帮老乡的那份热情与自信，凭着我这个“领导”的能力，办成这件事，本来就希望渺茫啊！果然，过后的几天，虽然我尽了全力，但是最后的结果是“爱莫能助”。不过话又说回来，全市有那么多的民办学校，那么多的学生，即使我能帮上几个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失窃”的美元
                     江西景德镇市珠山教育局          徐  卫
                     邮编：333000   Emal:dawei_700@sina.com
    一天上午，我刚来到学校，椅子还没坐热，办公室的门就“砰”的一声开了。学生王小丽和她的妈妈拉扯着挤了进来。
    让她俩坐下，倒上茶，然后我这个班主任也坐了下来。我做了个请的手势，母女俩便争先恐后地讲起来。
    我皱起眉：“小丽，你是孩子，让妈妈先讲！”
    小丽嘟起嘴巴，不做声了，但脸上仍然露出不服气的样子。
    小丽妈妈哭丧着脸说：“老师，我家丢美元了……”
    我大吃一惊：“美……美元？失窃了？丢了多少？”
    “差不多有10元，都是她偷的！”妈妈狠狠地瞅了女儿一眼，用手指着女儿的鼻子，“那次我发现自己放在储蓄罐里的美元少了七八元，就特意留心了一下。结果昨天中午她一回家，就又少了两元，不是她是谁？”
    听到这里，我长吁了一口气，暗想，幸亏丢失的钱不多。
    “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小丽撇撇嘴，“我也是家里的一员，拿家里的一些钱，算偷吗？你这些美元不也是在外面吃饭时开酒瓶开出来的，要偷这也算偷……”
    “这……”小丽妈妈一时语塞，“那你拿这些钱到网吧去干什么？网吧是好地方吗？那地方是你去的吗？”
    “我没去——”面对妈妈的连声责问，小丽拉长了声音，“我不会去网吧的！”
    小丽妈妈火冒三丈：“还说没去，这两天我偷偷地跟踪你了，你还耍赖？”
    “你……你……你……你竟然跟踪我？”小丽气得说话结结巴巴的，“你是坏妈妈！”
    小丽妈妈气得扬起了手——
    “上网怎么了？上网的人多了！你不要想再打我，我已经长大了，你动手我就离家出走！哼！”
    “呀！翅膀硬了，不服管了是不是？”小丽妈妈气得不行，“国家明确规定不准未成年人上网，你不知道吗？”
    小丽撇撇嘴：“那法律规定不准打麻将赌博，你不是照样打吗？”
    “我……”妈妈顿时张口结舌，好一会儿才说，“你这么小，怎么就不求上进呢！光想着玩，将来怎么会有出息？”
    “你也不老呀，还不到四十呢！怎么也不求上进呢？每天不是在外面吃饭，就是打麻将，经常半夜回家……”
    妈妈恼羞成怒：“你不要强词夺理，我是你妈妈，有权管你！从明天起，不准你上网。”
    “切，我又不是你们的私人财产！”女儿露出不屑的神情，“公民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
    ……
    母女俩你说一句，我顶两句。一时间，唇枪舌剑，吵翻了天。我望望这个，看看那个，一时竟然想不出要说些什么……
    劝走了小丽，我与小丽妈妈促膝交谈。她又向我发了半天牢骚，才在我的安慰下渐渐平静下来。
    最后，我对小丽妈妈说：“早就听小丽讲，你这两年喜欢上了麻将，又常在外面吃饭应酬，经常很晚回家。你看你，对孩子关心太少了。女孩子进入青春期后，生理心理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更需要家长关心，体贴。可你呢，小丽说她第一次来例假，你都因为忙着打牌，没怎么关心她。说起来，你这个当母亲的做得确实不够啊！女儿变成这样，你也要负很大责任！”
    听了我的话，小丽妈妈惭愧地低下了头……
    放学后，我又找来小丽，批评了小丽不尊重家长，及私自拿家里的钱上网吧等行为。小丽说：“老师，我这样做都是气妈妈的，以后再也不会了……”
    第二天早上，小丽高高兴兴地来找我，说：“妈妈昨晚向我道歉了！她答应我以后再也不打麻将了，争取多关心我呢……”
    看到小丽幸福的样子，我终于把心放下了。
    一场母女纠纷，就这样让我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法勉强解决了。可好多天过去了，小丽说的一句话一直回响在我耳边——“你也不老呀，还不到四十呢！怎么也不求上进呢？”
    小丽说得对！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应该是孩子终生学习的榜样。可是现在，确实是有很多当父母的，年纪轻轻，就没有了理想与追求。自己“不求上进”，却望子成龙，把全部“赌注”押在孩子身上，渴望自己的理想与愿望在孩子身上实现，这难道不是一种怯懦与逃避吗？作为孩子，如何承受得起这“期望之重”呢？
    我想，在这一方面，也许我们这些班主任还有一些“份外”的事要做呢，大家认为呢？

欢迎大卫.

欢迎老版主回家！

 偶然间发现了徐老师的博客，发现上面有好多好多徐老师已经发表在各个杂志，报纸上的文章，看了很久，深感徐老师的文采，学识之深厚。徐老师，不知能不能把你的博客网址发到这里，让大家去学习！

哈哈，谢谢各位捧场！到了我的博客怎么不留言啊？不够意思哦！

[COLOR=blue]祝贺徐老师投稿专帖开张！读过班刊上徐老师好几篇厉害的好文了，愿意继续跟您学习！[/COLOR]

经常读到大卫的文章,嫉妒中哟!  ^_^

严重祝贺大卫老师的投稿帖开张。

顶一下，别沉下去了！

                  [COLOR=red]   “过劳”是一种“职业病”[/COLOR]    
                                         徐  卫
    近日“今日说法”栏目播出了一档让人心情沉重的节目——江苏女教师李华于2005年12月25日因过渡劳累晕倒在办公室，送往医院后60天死亡。其丈夫为其申请“工伤”，奔波数年，至今未果。因为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的才能视同工伤。
    看了这个节目，在为死者李华难以被批准为“工伤”而惋惜的同时，“过劳死”这一沉重的话题再次引起了笔者深深的思考。
    上网查了一下，看到这样一条信息：上海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有关数据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9岁降到了调查时期的53岁，这比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人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多岁。
    照理来说，随着我国社会的飞速进步、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医疗水平的迅猛发展，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也应该相应地提高才是。即使不是大幅提高，也至少应该持平，可实际情况却是令人吃惊的大幅度下降。
    造成知识分子平均寿命降低的原因之一，就是近年来成为报刊、网络热门话题的“过劳死。”一般认为，所谓的“过劳死”是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存在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从而救治不及，导致失去生命。
    说到“过劳死”，不由得想起一个个令人惋惜的名字。萧亮中，男，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者，终年32岁。高文焕，男，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终年46岁。焦连伟，男，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讲师，终年36岁……
    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因过度劳累而英年早逝，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专家学者对此做了专门的分析与研究，找到了导致“过劳死”的一些主要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但笔者认为，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不能科学地分工及有效地合作，是导致“过劳死”的另一个凶手。对此，我们应该密切关注。
    就拿去世的年仅36岁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导何勇来说吧！他因“弥散性肝癌晚期”于8月5日与世长辞，家属与学校同事公认的死亡原因是过度劳累。
    何勇生前承担了非常繁重的工作。他身为浙江大学运筹学与控制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有行政管理之责，有杂事缠身；身为教授、博导，他要把书教好，要带15个硕士、博士研究生；身为运筹学科的学科带头人，他要搞科研、出成果、写论文。就在去世前几天，他还带着学生，在自己发烧不止的情况下，参加高考阅卷……繁重的工作，使得“开心地陪儿子玩耍一次”和“晚饭后陪妻子散一次步”这样最平常的事情，都成了“无法实现的愿望。”而他的生命，就是在这种残酷的、“高期望值”的工作目标中，慢慢消逝掉的。
    我们不由得问：为什么要给何勇加上过多的职务职位，以至于杂事缠身？为什么要给何勇压上过重的负担，以至于让他精疲力竭？为什么要给何勇过高的期望，以至于透支生命？“面面俱到”不如“术有专攻”，为什么不科学合理地分工合作，只让他选择自己最擅长的一至两项来轻松工作，潜心研究？说不定脱身出来、轻装上阵的何勇会在某个科研领域有更多大的作为。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这么多担子压在一个人身上，只要他是个有责任心的人，是希望把工作做好的人，他就没法不超负荷工作，没法不心理压力过大。这样一来，“过劳”势必无法避免！
    “事必躬亲”作为一种优秀的品质，自古以来就被我们所称诵。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种品质有时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的分工合作缺乏科学合理性？正是一些没必要“事必躬亲”的小事，拖住了人的手脚，消耗了宝贵的精力，使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就拿高考阅卷来说吧！这项工作固然重要，但是也完全可以由人代劳，并且会做得同样好，不是吗？我想，如果何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不是带着高烧坚持工作，而是放心地把事情交给自己的同事，在家休息的话，也许这颗科学之星不至于那么快地陨落吧！
    一百斤的担子，一个人挑感觉可能不止一百斤，而由两个人来挑的话，感觉还不到五十斤，何况还可以由更多的人来挑。合理的分工与科学的合作，一直以来是我们急需补上的一课。而相对于我们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几名小学生的做法无疑要聪明的多。
    据报载，临近开学，乌鲁木齐市的小学生王磊和几名同学把暑期作业进行了分工，一人完成一部分，然后互相交换进行“复制”。王磊的妈妈李女士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这两天她儿子每天早早起床写暑假作业，还经常和同学在电话里嘀咕。原来，王磊和3名同学说好了，采取“分工作业”的方式，各自完成一科暑假作业后交换互相抄……
    让孩子们采取“分工合作”方式完成暑假作业的原因就是过重的学习负担。就拿王磊来说吧！除了学校布置的暑假作业外，他还参加了数学、英语、语文和美术4个辅导班，几乎每天都要去上课。这哪里还像暑假？孩子哪里还有时间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无奈之下，不堪重负的学生想出一些“减负”的办法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一种学习态度，王磊他们的做法显然不值得提倡。但是，作为对依然如此沉重的学习负担的一种抵制与逃避，他们的做法应该是成功的。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感兴趣的有益的知识，促进自己身心更加健康地成长。
    “过劳”是一种“社会病”，也是一种“职业病”，可暂时还没有一家“职业病防治所”能防治这种“病”，相反，“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口号时刻不停地冲撞着我们的耳膜。知识分子是国家的栋梁之材，请全社会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这种关爱不仅表现在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更应该从改革体制入手，科学合理地分工，充分有效地合作，切实减轻知识分子的工作负担和心理压力，让他们远离“过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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