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司马迁与焦母两者不同的自我实现意识

浅谈司马迁与焦母两者不同的自我实现意识
陈瑞红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田氏一中  邮编：456361)
(邮箱：q1352330@126.com)
内容摘要：<一>、《史记》的创作。司马迁自我实现意识的体现由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成因可知《史记》是他有限的生命升华为无限的结晶，是他内心潜意识的价值体现。<二>《孔雀东南飞》中焦母自我实现意识的体现，通过焦母形象的分析展现了封建社会家庭中女人展示自己的途径和方式，从根本上看是她自我实现意识的表现。<三>同一点出发不同的结果；司马迁通过著书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焦母通过破坏他人的幸福来满足其内在心理，他们是封建社会两块不同空间——社会和家庭中人的生活状态的代表。
关键词：司马迁；焦母；自我实现；意识
     司马迁是汉书著名的史学家，著有《史记》一书，焦母是汉书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又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一个封建社会的牺牲品。一个是史学大家，一个是著名乐府史诗人物，他们毫不相干，但从司马迁创作的《史记》的成因，和对《孔雀东南飞》诗中焦母形象的分析可以发现他有一个共同点——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只不过这中自我实现意识的出发点和过程不同罢了。
一、《史记》的创作、司马迁自我实现意识的体现
清朝著名小说家刘鹗曾许：“《离骚》乃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乃太史公之哭泣。”①可以说《史记》是司马迁的血汗之书。这部巨著的完成靠的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也无法摆脱的外推力，同时又有一种无穷的、不可阻挡的宏达的内驱力。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做过三十年的太史令，他学问渊博，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于黄子。”②作为史官他也曾想著一部史书，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故临终是嘱托：“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勿忘吾所欲论著矣。”③司马谈基于家庭荣誉感而产生的著史愿望，得到司马迁的深刻认同：“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④这种由深厚的家族荣誉感所激发出的强烈的著史愿望，成为司马迁实现其人生价值观的有力支柱之一。也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司马迁世代相传的史官家庭的家史影响，家族浓厚的文化氛围，使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熏染。“年十岁则诵古文”习《左传》《国语》等，培养了深厚的文化素质和坚定的著史志向。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又曾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还有他雄壮而又坎坷的人生经历；司马迁这位好奇心极强的伟大看客，二十岁开始漫游，先出武关，经南阳渡江，到了长沙，看到屈原沉江的地方；又东南到会稽，了解了越王勾践的故事，然后北到淮阳，搜集韩信的传说；再北上齐鲁，熟悉了孔庙的车服礼器，转回来又到徐州，考察了楚汉相争的战场，归途中在梁，看了倍陵君的史迹，在登封凭吊了传说中的许由冢。这次漫游时他写《淮阴侯列传》，《越王勾践世家》、《屈原贾生列传》、《孔子世家》、《魏公子列传》、《伯夷列传》等都有很大的帮助。之后他开始入侍做郎中，二十四岁，他侍从汉武帝到西北的扶风、平凉、空峒搜集了关于黄帝的传说，二十五岁又奉使巴蜀滇，为他写《西南夷列传》准备了材料，二十六岁参加武帝在泰山的封禅之后，又侍从武帝东到海上、北至碣石，巡罗西、历九原，为他写《封禅书》《齐太公世家》《蒙恬列传》《武帝本纪》等创造了条件，他亲眼看到桑弘羊平淮改策的成功，所以有《平淮书》那样深刻的论述。可以说《史记》就是司马迁从长期的实地考察和实际经验中概括出来的。
 一个人的成功不仅仅在于环境的影响，而在于他的生命底蕴、他的人生理想、他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他的知难而进，司马迁的文学主张在《报任安书》中已表明“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⑤一个人内心深处有了追求的目标，才会一无返顾，不屈不挠，坚定不移的去战胜一切困难，克服一切考验的障碍。《史记》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三千年的历史，分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我们不从书的内容质量上讲，仅就字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一一的认真的刻下来，可以说不是创举，也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更何况《史记》在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下，能留传到今天，我们可以推想它不可能只抄一部，仅此一点，我们就不得不佩服这位伟大的书刻家。然而司马迁迁是一位多情、重义、有责任感的血肉男儿，可以说每一篇都是他感情的一次倾泄，每一篇都是他用泪淌成的，用心刻出的。这种一次次的真实的内心对话，一次次无法控制的激动，一次次刺中要害的痛心，一次次无法言说的哀伤，简直就是一把割人的钢刀，残忍的、一点一点的削割着这种精神上的剧烈振动又有谁能读懂。这种感情上的煎熬又有几个人能惩受得了。《史记》它的文学成可以说是在高温中炼出来的。据史料记载，自汉书解除“挟书律”以来，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司马迁要“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⑥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使他用毕生的精力搜集，整理并总结几千年的历史化遗产，《史记》简直就是司马迁的生历表，是他用全部生命著述的。
司马迁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历史上空前的繁荣，又有着一位伟大的黄帝——汉武帝，他的囊括一切的力量，与司马迁在学术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相同。汉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斯多德，也许正是这种无形之中的莫名的相通，使这位封建士子，也是时时维护黄帝，尽忠奉职，在《报任安书》中记载司马迁曾“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⑦ “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⑧希望以此来得到武帝的欢心和信任。这份发自肺腑的忠心，一但被无情的伤害，那种心理的痛悲，又向何处去寄欲。
如果说是父亲的遗嘱；是一种性格的好奇与生命内在的推动；以及对皇帝的“献媚”，是写作《史记》的原因，那么李陵之祸，则是一枝催化剂，它引出了一切真实的、不可改变的事实，使这位巨匠更清醒、更真切的回顾历史，坚定的面对现实，同时也激发了他发愤著书的决心。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其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日，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⑨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生命的神秘长河中，很多时候真不知该何去何从，有时眼前明明是一条光明大道，鲜花满路，可走不多久便发现它是一条绝径，于是又得彷徨而对选择。而有的时候发现自己走的是一条极坎坷的小道，可一种生命的好奇感，或有一股拗劲儿，或者是不得已，没想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或许便是一种回报。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福祸难测，于是在有悲有欢，有乐、有痛，也许如果不是李陵之祸，《史记》也不会永传不朽，司马迁也不会像今天被许多后世之人所推崇。当压迫严重威胁到人的生存，桎梏人的生命到绝望境地，这种绝望就会变成发自生命深处的巨大力量，变成最剧烈的反抗，生命力在反抗中完成了彻底的释放，辉煌的呈现。《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写道“诟莫大于宫刑”⑩,这种身体的疼痛与心理的羞辱感，双重折磨着一颗“以求亲媚于皇上”的痴心。我们暂且抛弃一些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历史的使命而抗争著书的理解。从一个人的心理去感知当时作者的心声，司马迁这位“颇识去就之分”的顶天立地的伟人，会“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11吗？非也。那么有是什么力量促使他活下呢？人这种高级的动物，无论如何发展进化，最终还是不能走出“动物”的圈，我们不妨把司马迁当作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去理解。当一切苦难不幸折磨人时，人往往首先想到的不是死，而是发泄，去报复，这种寻求补偿的内在心理，推动一切煎熬在苦难中的不幸人，去寻找不同的宣泄渠道，有的动武，有的用文。司马迁便选择了后者，用手中的笔，用带血的文字，去述说心中的不平，去释放自己的悲痛，去“回报”这个时代，去把文采表于后人。这便是“就极刑而无愠色”○12的原因。如果说敢于面对死亡是伟大的，那么能在身心极度痛苦时、极度遭受摧残时，勇敢的、坚定的面对人生更不易，更雄壮。“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13司马迁那种比死还痛苦，还艰难的活，可以说比泰山重得多的多，也正是这种活使所有的苟活者和轻生者失去了所有重量，如同空中的肉眼看不到的尘埃。可以说，《史记》是司马迁内在力量爆发溶成的。当我们用心去读时，似乎还能感受到它的余温。它不仅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极赋人生哲理的书，它不仅仅记载了历史，更书写了一个平凡的人不平凡的一生。它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它的历史价值，更因为它有一位伟大的编者，它不是干巴巴的线条文字组成，而是真真切切的感情流成的痕迹，即使一切都随时间这把无情的剪刀剪去，这历史上重重的一页也永远不会消失，即使历史的车轮在滚载中磨平了一切，也无法把这深刻在世世人心中的痕迹磨平。
生命是有限的，然而它却可以变成一种永恒的存在，经受苦难是不幸的，但它却可以变成一种无穷的力量推出、捧出伟大与辉煌，也可以说经受苦难是最幸运的。《史记》便是这种有限升华为无限的结晶。正如鲁迅先生所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的成因，从客观角度看是父亲的遗命，是家室的影响，实际上它们仅为写《史记》作好的物质准备罢了。最主要的还是他的好奇心，好胜心，以及宫刑给他带来的精神影响，即主观原因。主观方面的影响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是一种潜在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展现。人的自我意识一旦触动，就会产生一种极大的力量，司马迁因好奇心而壮游祖国的大好山川，“以求亲媚于主上”古有曰：“学而优则仕，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它无形之中就给当时的人的发展起到了限制作用，只有帝王之家才是实现自我的地方。司马迁生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自然也不能例外，所以他尽心尽力为汉武帝作好史官，这就是自我意识的展现。但宫刑给他的影响，更能看出那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对一般人而言挫折有时就是生命的终点，但司马迁不一样，他在遭受极大的痛苦的同时，清醒的认识到该如何让自我价值得以实现，去发奋著书，流传于后世。事实也证明，当时的一切成为过眼烟云，只有司马迁这个名字永存中国的史册，可以说他找到了一条实现自我价值的正确途径。而一部分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其走上畸形之路，焦母便是一例。
二、《孔雀东南飞》中焦母自我实现意识的体现
《孔雀东南飞》有353句，1765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篇叙写婚姻悲剧的长诗，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封建家庭内部复杂的关系，母子关系、婆媳关系、姑嫂关系。这种看似简单而又盘根错节的关系，这种看似微小而又影响极大的关系，使本来就纷繁的社会关系更加复杂。而中国多少年来的历史就以不同的形式书写着这种关系的悲剧性，提醒人们从中获得惊示，而这种悲剧却又一代又一代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内容演绎着，似乎它就是历史长河中用唱不绝的悲婉歌，世世相唱，世世相酸。这种纠缠不清的家庭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尤为突出，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披着文明的善意的外衣，引导人们不知不觉的走向畸形，甚至是扭曲的心灵，束缚着人的自我发展、人的自我追求，其实解开它们的那层面具一个极其虚伪、丑恶、狠毒的怪脸就会显露出来，一切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然而那些善良、仁慈而又愚昧的人们，大多甘心为它而死，其不知自己也在一步步走向深潭。而在这种严重的束缚中，妇女遭受的苦难最多，妇女的命运最悲惨，“夫在从夫，夫死从子”的好媳妇就这样，把一切的自由完完全全的交给了夫和子，似乎这都是合情合理，理所应该的。然而她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是人就有人的本能欲望，就本能的追求自由，这种本能的力量一旦受到极大的压抑必然要出现一种反弹性，变成以不同形式从不同的角落蔓生的无法自控的、另一种追求自我的形式。《孔雀东南飞》中最尖锐，也最难调和的矛盾便是中国千百万个家庭中最普遍的婆媳矛盾——焦母与兰芝的矛盾。
    从个人角度看，焦母是受害者，她是在重要的封建礼数中长大，受到封建礼教的压制，我们可以推想焦母做儿媳的情形，可能比兰芝更苦，焦母的婆婆可能更苛刻、更凶狠、更无情，同时她还可能要遭受丈夫的打骂，她在重重的折磨下，过着一种身心严重摧残的暗无天日的生活，这种无处诉说，有家却感受如同浮萍的内心痛苦，只能在闺房中变成一种包含多少心酸，多少无奈的长叹。或许唯一的希望便是婆婆的死去，丈夫的去逝。但焦母同时又是害人者，她把当年自己遭受的一切又一次机械的重复在自己的儿媳身上。或许是封建社会制度的一种变形的报复，或许是为了使受伤的心找到一点平衡，一种安慰，也或许是为施展一下 自己的威力。《孔雀东南飞》中形象而生动的写了焦卿与兰芝的真挚而热烈的爱。“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忍如丝，磐石无转移。”这种感天动地的，在封建社会中难得的爱情，或许便是他们双双化飞的一个原因。中国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其中的一个熬字，饱含了许多心酸与痛苦，多少泪水，多少绝望，这熬字之中又透露出一种难耐的喜悦，预示着什么。实际上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形象似乎就是焦母形象的再现。哥嫂为金钱把她嫁给姜家的二少爷，一个患了骨痨的病人，她为金钱克制自己的情欲，压抑使她一步步走向扭曲和变形，她以变态的心理破坏儿子和女儿的幸福，或许这就是她们这一部分人心中所认为自我的实现，可以左右他人，找到快感。
从苦难与不幸中走出来的女人，更应该懂得什么是无奈，也更应该以一种博大、慈爱来改变后代女人的命运。可命运的可悲、人的可怜，就在于人都在有意无意，甚至只是一种本能的寻求一种心理平衡。在媒约之言的封建社会中，焦母的婚姻也许是不幸的，不曾感受到爱情的滋润而有渴望得到爱情的人，又岂知爱为何物，又怎能从心理上接受和容忍儿子与儿媳那种相知相许的爱情，一种无法控制，也无力压抑的破坏心理，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又必然的生成，她怕自己多年来才拥有的家庭地位被儿媳夺去。这种破坏力极强的力量，便如同毒蛇，无处不钻，无孔不入，即使是：“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这样能干，聪明的儿媳，也要驱出家门，了却心愿，满足多孔而沧桑的心。
 从人的深层心理来说，人都有自我实现的欲望，都想被人肯定，被社会承认。马斯洛把人的基本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不同层次，他指出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是人类所特有的高级需要，只有生在自我实现层次的人才是个性发展最充分的人。人的灵魂深层强烈的渴求实现自我的价值，以满足心理需要；寻找一种心理的喜悦。封建家庭中的妇女，虽然在条条框框中煎熬着。但她们渴望实现自我，这是人的本能，于是便把全部希望押在了家庭权上。封建大家庭中，男人要在外求官、入仕，迎合上升，无形中留出了一片空白——家庭的管理，这也便给妇女们留下了机会。掌握了家庭权也便升到了所谓“至高无上”的地位，私心便得到了满足，价值便得到了实现。生活在苦难中的众多封建妇女中焦母又可算是极幸运的一个，丈夫死了，长子死了，自己便成了家的掌权者，这地位来的艰辛，这地位背后的心酸，使她更惧怕这美好前景的突然消失，人生的悲剧就是幸运与不幸紧紧相连，家庭主要经济的来源者儿子焦卿，却与儿媳兰芝关系甚好，迫使她不得不先发制人，利用当前可以行使的权力——婆婆的身份，想法设法除去敌人——儿媳兰芝，巩固自己在家中这来之不易的地位。当今社会空间广大，女性也不再被缩小在永远也走不出的封建大门的家庭中，有机会发掘自己的潜力，通过自我努力，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实现自我价值，得到尊重。所以焦卿与兰芝的封建爱情悲剧的发生是必然的，是那个时代给人带来的不可逃避的灾难，社会摧残人的心理与灵魂，社会存在物的个体人，也便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反抗着。焦卿与兰芝的爱情悲剧只是社会众多悲剧中的一个代表，但它却显示了人的本能力量，人的内在精神的不可压制，社会施加给人的力量有多大，人的反抗能力就有多大，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社会如同一个绳圈，当这个圈足够大时，生活在圈中的人便自由活动，不感到束缚，一切都显得和谐、自然，而当这个圈儿缩小时，生活在圈中的人，便会感到不自在，感到疼痛，当感到喘不上气时，便会放出全部力量撑破这个圈。人的心灵深处，永远有一种原始祖先留下来的不满足现状，苦苦的，一步一步的战胜束缚力，完善自我的力量——自我实现意识，它将促使人走出现状，寻找更高的发展，一切阻碍只能成为它显示威力的陪衬。
三、同一出发点，不同的结果
有以上对司马迁和焦母的分析，不难看出他们拥有一共同点——实现自我的价值、展现自我。只不过形式不同，故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司马迁用著书来展现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理想，成为史册上的大文学家和史学家；但焦母通过破坏他人的幸福来巩固自己的家庭地位，内心得以满足，成为古代文学中封建社会婆婆的代表形象。这就是在同一种社会，男人和女人两种不同的价值实现形式，也是封建社会两块不同空间——社会和家庭中的人的生活状态的代表。男人在痛苦中奋发展现价值，女人在破坏中实现自我。

注释：
① 刘鹗《老残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司马迁《史记》；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89页；
③：司马迁《史记》；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90页；
④：司马迁《史记》；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99页；
⑤：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22页；
⑥：司马迁《史记》；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99页；
⑦：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20页；
⑧：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20页；
⑨：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21页；
⑩：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19页；
○11：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21页；
○1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22页；
○13：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21页。
参考文献：
 1．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1984年版；
3. 费振刚等《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4.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
 5. 司马迁《史记》；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6. 刘鹗《老残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毕业于安阳师院中文系
 
 

能把司马迁和焦母放在一起论述，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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