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6年11月02日07:49   【来源：新华网】  记者 陈洁

　　上海“孟母堂”事件犹在耳边，10月8日，“庙学合一”的郑州文庙又通过新华社的图片宣告开课。“一窝蜂地要孩子背四书五经，是开历史的倒车。”文怀沙此言一出，即掀波澜，近来沸沸扬扬的读经运动似乎被大浇冷水。经书到底是“民族文化的根”，还是“封建思想的残余”？

　　[B]反对：背经是“蒙启”[/B]

　　几乎所有反对读经者都提倡读好的古书古文，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比如，文怀沙说：“中小学课本中选录优秀的四书五经文章是好事。”李泽厚更费时费力写了大部头的《论语今读》，供现代青年亲近古籍。

　　学人们反对读经的理由大致相同。儒家经典中的很多道德思想观念是与封建帝制的政治经济体制、小农生产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即便是“原则上支持读经”的杜维明，也不讳言儒家传统的糟粕和遗毒——反民主的权威政治、小农经济的保守意识、宗族等级思想、男性中心主义、缺乏理性、蔑视客观法律规章的人治、配合专制统治的奴性教育、荼毒性灵和个性的纲常名教、标榜君权父权夫权的伦理礼教等等。而这些东西被不加区分地一股脑儿灌进没有辨别能力的孩子脑子里，后果极其严重。

　　北京崇文区教科所的饶芳说，读经本来无可厚非，可牵涉到孩子，就该慎之又慎。传统经典精华与糟粕并存，如何区分？由谁来区分？标准是什么？这个区分的工作非常重要而艰巨，但现在的读经几乎没有教材的筛选，没有师资的培训。儒家的“经”有一大堆，糟粕极多，作为教材很有问题。

　　背诵这种教育形式也受到较多质疑。岳麓书院的吴仰湘认为孩子如果不解其意地填鸭强灌，会打击破坏孩子的好学心，有害无益。而据媒体报道,上海市教委叫停“孟母堂”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开展的“读经教育”，从内容到教学方法，都与义务教育法中“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不符。

　　读经还因涉及经济问题而愈加复杂。无论是孔庙旅游、炎黄帝陵祭祖、少儿读经网，还是诵读版图书、学习资料、朗读光盘的出版，直至作为民间办学和培训班新形式的现代私塾和读经班，都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支持读经的声音当中不能排除这方面的因素。

　　[B]支持：经书是民族文化的灵魂[/B]

　　蒋庆是提倡读经的领军人物。他指出儒家经典是中国文化的灵魂，特别是自隋实行科举制度以后，中国有1000多年的经典教育史。蒋庆强调读经的关键是培育孩子的“中国心”，所谓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文化意义上的，而中国文化的代表，就是经书。儿童读经是关系中国文化复兴的大事，他引用牟宗三的话，“儿童读经是中国文化的银行储蓄。”海外的杜维明也主张在“儒门淡泊”的现状下，对儒学传统做同情的了解，多接触多阅读总是好事。

　　针对批评孩子“和尚念经”苦不堪言的声音，支持读经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曾品元认为，读经之利弊最终需要看实践的效果，而这是需要时间的，无论是孟母堂里能流利背中英文经典而不解其意的孩子，还是没有上过一天学却考上大学的14岁小姑娘辛蕴甜，目前都不能说明读经对于孩子的全部人生意味着什么。蒋庆对此的看法是，儿童的理性发展不成熟，自觉性差，不可能自主要求学习经典。所以儿童读经必须强制，由家长老师严厉督促。等他们长大，自然能理解其利。他的教育理想是培养内圣外王、华魂洋才的经世人才。“内圣”是内心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要求，“外王”是能从事各种实际的事业，儒者加专家，“华魂”加“洋才”，就是理想的中国人。

　　[B]讨论的深化：教育的出路和传统文化现代化[/B]

　　思考读经可以从两个角度深入进行。其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其二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反思。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是中国文化遭遇西方文明之后，百余年来中国的第一课题。当下围绕读经展开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百年前五四“启蒙”运动和现代新儒家“保种”分歧的再现。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接上现代文明的枝叶，我们还在摸索中前进。另一方面，当今教育现状令人不满意，于是种种弥补方案纷纷出炉，出国接受基础教育是一种，读经，以及与读经相关联的现代私塾，也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一种反思。现代人才不可能通过读经和私塾教育来培养，而没有读经教育，中国传统文化又该如何承袭？

　　凡此种种，都是问题。在被泼凉水之后，但愿读经热开始进入冷思考。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B]学国学，如何少走弯路？[/B]  
 
    时间：2006年11月08日14:57   【来源：新华网】  王明华

　　治“国学”，必须讲求门径。张之洞云：“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所以他曾写《书目答问》“以告初学”。继张氏之后，“好为人师”而为“初学”开列书目的，大有人在，如康有为﹑胡适﹑梁启超﹑马一浮﹑鲁迅等，都开列过国学书目。下面我选择几个国学大家开列的书目介绍如下：

　　[B]国学的“最低限度”书目包括哪些？[/B]

　　胡适曾开列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据他本人说，书目是“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内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裘毓麐讥评云：“余见胡适所开《国学书目》，标曰‘最低限度’。而所列之书，广博无限”，“若谓综上所列诸门而悉通之者，则自周孔以来，尚未见其人”（参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下编之“白话文”，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497页）。

　　梁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指出胡适的书目犯了三大毛病：“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结果不是个人读书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其三，“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胡适如此夸饰，逼得我们非得来找一找他的毛病不可了”。梁启超批评胡适，然而他自己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所开列者也不下近百种，真可谓为“五十步”与“百步”之别了。大概他自己都觉得不切实际，所以“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这个书目或许勉强称得上是“真正之最低限度”了。

　　[B]钱穆开列的书目：帮你了解中国文化精神[/B]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钱氏本人作为第一个主讲人，他有感于民族传统精神的日益沦丧，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的书目。它仅仅包括七本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坛经》﹑《近思录》﹑《传习录》。这七部书虽然简略，而且篇幅都不大，但确实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精神”。钱穆没有开列《诗经》﹑《楚辞》这样的文学文本，也没有开列《史记》﹑《汉书》这样的史学文本，我想不仅仅是因为从篇幅上来考虑，更根本的原因是，要领略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思想或哲学的著作，应直接而且集中些。

　　钱穆甚至没有开列号称“五经之首”的《周易》或《易经》这样的经典，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无论如何，它们不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在钱氏开列的七部书中，《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前一个一千（多）年的文化精神，而《坛经》﹑《近思录》﹑《传习录》则代表了后一个一千（多）年，整个书目尤其是后三部书，代表了“三教论衡”的精神。陈寅恪云：“顾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251页）。七部书中，《论语》﹑《孟子》代表了儒家，《老子》﹑《庄子》代表了道家或道教，《坛经》代表了印度佛学和中华文化结合孕育出的新品种“禅宗”，《近思录》代表了道学或“新儒家”中的“理学”一派，而《传习录》则代表了道学或“新儒家”中的“心学”一派。这样，就比较全面而且富有包容性地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所以，可以这样说，钱穆的书目，是为了想一般地了解“国学”或中国文化精神的人所开列的书目。

　　[B]黄侃开列的书目：中国文化的本源与读经的次序[/B]

　　黄侃开列书目时云：“《十三经注疏》﹑《大戴礼记》﹑《荀子》﹑《庄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文选》﹑《文心雕龙》﹑《说文》﹑《广韵》。以上诸书，须皆三十岁以前读毕，收获如盗寇之将至；然持之有恒，七八年间亦可卒业。”黄侃的这份书目，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显得很正统。但平心而论，就所谓“国学”而言，陈衍所谓“经史之外是何学”，大致是可信的。撇去一般所谓文史哲的内容不论，就自然科学来说，其史料也以保存在历代“正史”的“律历志”、“天文志”等之中的为多。“经史”﹑“经学”正是中国文化的本源，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不把它们弄清楚，所谓国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了。黄侃的书目注重“经史小学”，亦不废子部集部之书，乃是重视根本而立论全面的表现。

　　黄侃又论读经次序云：“读经次第应先《诗》疏，次《礼记》疏。读《诗》疏，一可以得名物训诂，二可通文法（较读近人《马氏文通》高百倍矣）。《礼》疏以后，泛览《左传》﹑《尚书》﹑《周礼》﹑《仪礼》诸疏，而《谷》﹑《公》二疏为最要，《易》疏则高头讲章而已。陆德明《经典释文》宜时时翻阅，注疏之妙，在不放过经文一字。”除了对《周易正义》的评价可能有所争议之外，立论是颇为稳妥的，而且在诸经疏里首重《毛诗正义》和《礼记正义》的立场，皮锡瑞﹑张舜徽诸人亦大致与之相同。他们都是“湛深经术”的人，其看法应是可信的，因而也是值得重视的。

　　黄侃的书目，可谓是为真正有志于研究“国学”的人指示的门径。

　　[B]曾国藩开列的书目：为立志做专家的人提出的任务[/B]

　　曾氏云：“六经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者兼通，则间气所钟，不数数见也”（原文未见，此据吴汝纶致严复书，详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414页）。

　　据吴汝纶云：“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通鉴》也。”曾国藩在其家书中也云：“《史记》﹑《汉书》，史学之权舆也；《庄子》，诸子之英华也；《说文》，小学之津梁也；《文选》，辞章之渊薮也。《史》﹑《汉》时代所限，恐史事尚未全，故以《通鉴》广之；《文选》骈偶较多，恐真气或渐漓薄，故以韩文振之。”曾氏所谓“成学”乃“成家之学”。按：“能通其一，即为成学”的看法，钱钟书有一段话颇可引来作为参证：“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管锥编》“全梁文”卷一九）。钱氏主要从文学或者说“词章”角度来立论，与曾氏的看法也有一些出入，但从他们都执简驭繁而就“一书而得为‘学’”来立论看，却颇有相通之处。“六经”外是否只有此“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兹暂不论，但此“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却是无疑的。要之，我们可以说，曾国藩的书目，是为立志于做“国学家”或专家的人提出的任务。

　　这三份书目，层次井然，隐然若有步骤，学完钱氏开列的书目，对“国学”可谓之“登堂”；照着曾氏开列的书目做，对“国学”可谓之“入室”；而按部就班地学习完黄氏所开列的书目，则或许可说对“国学”是在“登堂”与“入室”之间了吧。

我想应该允许百花齐放。

[B]留学生也要“学经读典”[/B]  
 
  　时间：2006年12月03日00:18   　晚报张骞报道

　　包括留学生在内，今年复旦大一新生要学经读典，这是记者今天上午从复旦大学获悉的。继去年9月复旦成立复旦学院，所有新生必须进入该学院进行一年通识教育才能升入各自专业学习后，今年入校的新生将在复旦学院内首次迎来自己的通识教育体系核心课程并计入学分。以此为起点，复旦成为首家推出通识课的高校，这一举措将在国内普通高校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方式上画上浓重和标志性的一笔。

　　[B]课程：构筑六大核心模块[/B]

　　“学经读典”其实是复旦通识教育体系核心课程中的一部分。据了解，近年来，对本科大学生进行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已被国内各名牌高校广泛认同。从通识教育目前的进行情况来看，有两种方式较有代表性：一是高校按专业大类招生，学生入学时不分专业，而是进入大专业平台教育，1、2年后，再根据就业市场情况、学生本人兴趣细分专业，代表高校有东华大学；另一种则主要通过学生自由选课来实现，各学科专业开放自己的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课程，从而形成跨学科教学的机制，彻底打破专业壁垒。复旦学院成立之初就是实行这种方式，但目前看来，这只是该校进行通识教育计划的初步。

　　对比哈佛、耶鲁等知名的国外高校做法，结合学校实际，在经过若干次校内大讨论，复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专家组历时一年，研究出具有复旦特色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今年，复旦学院将推出属于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6大模块，首批60门课程将面对新生开放。

　　[B]教学：变灌输为互动[/B]

　　据介绍，复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的模式可以用12个字概括为“模块固定、学分必修、课程选修”。其中“学分必修、课程选修”指学生必须在六个模块分别修满规定的通识教育核心学分。不过，由于今年是第1次推行，学院允许学生在6个模块中任选1门课程，计2个学分。整个核心课程体系推进，将计划在2~3年内完成。届时将推出6大模块的全部预计6百门课程。

　　记者了解到，为适应通识教育体系核心课程，课堂教学方法将有重大改变。目前，校内教师正在利用暑期时间，进行新的教学方法学习。熊院长透露，助教将在课堂上发挥重要作用。具体而言，一名教授将带着几个助教一起进课堂。取代以往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助教将帮助教授一起拓展学生思想，并引导学生互动讨论。

　　[B]内容：研习经书拒绝概论[/B]

　　复旦学院院长熊思东向记者透露了这6大模块中的4个，它们分别是：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模块、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模块、生命关怀模块、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模块。

　　据悉，其中的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2大模块将拒绝“大而全”的课程内容，要求学生研习古代经书。模块下的课程将不会出现诸如“导读”、“概述”、“简史”等字眼。取而代之的是“小而精”，要求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一次文化体验。具体而言，学生如果选了“道德经”这门课，他一个学期就只读这一本书。

　　“我们要求学生哪怕诸子百家里只学一家，也要将这一家读深读懂，从中感悟到中国文化的高深和思想精髓。”熊院长说，“可以说，这6大模块反映出复旦百年来对高等教育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