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6年12月15日16:33   来源：香港明报
 
　　香港城市大学一名从内地来港的数学系女研究生，公然将1万元放进系内副教授的信箱内，继而用电邮向副教授索取试题及答案，女生14日于香港九龙城裁判法院承认行贿罪，被判禁6个月，其1万元贿款同时被充公。

　　女研究生陈静(25岁)，本年9月由湖北省武汉市来港，并入读城大数学系哲学博士。案情透露，被告就读的数学系课程于本月16日举行期终考。本月6日，该系副教授戴晖辉于城大的邮箱发现一个信封，内有1万元现金，同日他再收到一封匿名电邮，对方(后证实是被告)声称是该课程的学生，亦是将现金放入邮箱的人。5日后，戴再收到被告寄给他两封电邮，催促他将试题及答案交予她。戴在数学系系主任陪同下向廉署报案。

　　其后，戴在廉署指示下，相约被告在本月13日中午12时到咖啡店见面，表示会让被告查看有关试题及答案。而被告更要求戴带备空白的答题簿让她抄下答案。

　　被告赴会并确认自己是撰写匿名电邮的人。戴随即把预先准备的试题、答案、两本空白答题簿交给被告，正当被告在埋头抄写答案时，即被廉署人员拘捕。

　　被告律师求情时表示，被告因对香港的反贪污法例不熟悉才干犯本案。但裁判官唐文则表示，不熟悉香港法例并不是犯罪的借口，他更指被告所犯的贪污罪严重，必须判处实时入狱。

　　多名城大教授表示，没听闻有学生用钱贿赂教师，城大亦没有这种风气，相信只是个别事件。学生会主席李骏锋说，对有同学“用钱买试卷”被捕感可惜。

　　城大发言人表示，校方会为该学生提供适当的辅导及其它协助，至于学生的学籍问题，则要稍后研究再作公布。

多名城大教授表示，没听闻有学生用钱贿赂教师，城大亦没有这种风气，相信只是个别事件。
——呵呵，该不会反讽我们内地大学有这样的“风气”吧？

[B]女博士生行贿案中的制度文化差异[/B]  
 
  时间：2006年12月19日13:32   【来源：新华网】  陈杰人

　　内地赴港就读的女博士生陈静，因为企图向任课老师贿买考试题和答案，近日被香港法院判刑半年。法庭上，辩护律师以陈静不熟悉香港法律为由请求法庭谅解，但法官认为这不能成为犯罪的借口，并指出被告所犯的行贿罪严重，影响很坏，必须判处即时入狱。

　　在中国，虽然各类公职人员因为贪污受贿被判刑的事多如牛毛，但行贿者被判刑的事少之又少，而学生向老师贿买试题被判刑的，更为少有。笔者注意到，围绕此事，网络上意见纷呈，各种看法和议论，正体现了人们观念的差别。

　　首先是对陈静该不该处罚的问题。在很多内地人看来，一个学生向老师送礼物、礼金，根本算不了什么，谈不上犯罪。根据内地法律，并不是所有的送礼行为都构成行贿罪，只有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且价值1万元以上，才够得上行贿罪。而按照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的规定，任何人“向任何公职人员提供任何利益”以收买该人员，“都属犯罪”。也就是说，不管行贿的对象是谁，也不管行贿数额多么小，只要行贿就构成行贿罪。

　　第二是对陈静的处罚力度问题。依我对中国内地司法的了解，如果陈静的行为发生在内地，即便按照国家法律要追究其法律责任，通常也会“不起诉”，或者免于刑事处罚，或者顶多判缓刑。这样判断的理由有很多，比如不懂法，是初犯，属未遂，数额小，主观恶性小，等等。但在香港法院，法官驳斥了不懂法的辩解，并认为这“是严重的犯罪，必须判处即时入狱”。

　　第三是关于此次的行贿对象戴晖辉副教授，是否应该去举报并配合廉政公署抓获自己学生的问题。我注意到，事件被披露后，有人在网上骂戴先生“不近人情”、“落井下石”、“陷害学生”，但戴先生通过媒体毅然表态：“必须维护学术的尊严和正义的原则。”

　　从这几个方面的对比中，可以领悟很多制度文化的差异。就法律对行贿现象的处罚而言，内地一直以来实行“重受贿轻行贿”的原则，即对受贿者处罚重而轻饶行贿人。更重要的是，内地在贪污贿赂问题上实行“起码线”制度，即只有在达到某一贿赂金额标准时，才追究法律责任，这就放任了很多小额的贪贿行为，很多人正是在所谓人情往来的借口下，将无数小额贿赂逐渐演变成大的贪贿现象。而在香港地区，只要是行贿受贿，无论多寡都属于犯罪，这就关死了贪贿的门。提到香港严禁贪贿的规定，有一个小案件不得不说。电影《2046》拍摄的时候，有一个娱乐记者为了进入拍摄现场拍照，塞给门卫300元港币，结果被判入狱三个月，如此严格，谁还敢行贿？

　　就陈静的老师戴先生是否应当“大义灭亲”举报自己的学生这一问题，内地和香港同样面临文化的巨大差异。在内地，人们奉行“好人哲学”，面对违法的小事情，常常是一避二护三同情，情感因素往往胜过法律刚性。如果遇到自己的关联对象，比如亲戚朋友师生熟人之类，总不能摆正法、理、情的次序，在一次次貌似关心实则纵容的小事中，看着别人滑向更深的违法深渊。戴先生及时举报违法的学生，虽然会对特定的对象有损害，但却维护了学术的纯洁和教育秩序的公平正义，同时也能避免以后有更多人走违法的道路，这种取舍实在值得国人学习。

　　正因为香港居民心目中以法律制度为最高行为规范，同时视一切贪贿现象为可耻和违法，再加上有廉署这个强权机构24小时值班监督，香港不仅大学学风好，师生行为端正，而且整个社会都有一种纯净的美丽。

[B]内地女大学生行贿被判刑 港府称不存在诱捕[/B]  
 
    时间：2006年12月20日16:13   【来源：新华网】  特派记者谷岳飞

　　“陈静一案中，廉署查案不存在诱捕。”昨日（19日），记者走进闻名全球的反贪机构——香港廉政公署就陈静一案进行采访时，香港廉政公署相关人士对记者如此表示。同时他亦论及港人反腐意识为何如此之高等读者关心的话题。

　　接待记者的是廉署高级新闻主任谢煜校，他表示，在这一案件中，陈静将一万元放入副教授的邮箱，其后并以电邮向教授索要试题和答案，这种行为已属触犯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4（1）（a）条，不论教授是否接受，已经是“有罪”。

　　谢表示，副教授按照廉署的指示与被告见面，以获取确实而独立的证据，故并不存在“诱捕”。法官在判刑时亦没有指案件涉及“诱捕”。若执法机构查案手法不当，必定受到法庭责难。关于是否涉及不当诱使他人犯罪，香港的法院与保安局也早有规定。

　　本月13日，陈静按照戴晖辉指引，来到一咖啡馆抄写答案时，当场被香港廉政公署人员控制。事发后，这点为广大网友指责为“诱捕”、“设套”。

　　谢煜校表示，“香港胜在有ICAC（廉署简称）”这句话并不是空穴来风。除了调查贪污举报和指控外，廉署还有一项重要职责是教育，香港人自小便会接触到这一教育。

　　“反腐”作为一个关键词，从这个新闻事件中脱颖而出。“为什么某些在内地适用的潜规则，在香港就不灵了，这个应值得人们反思。”在香港廉政公署前，一位来港旅游的大陆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不知是不是巧合，记者在香港廉政公署采访时获悉，ICAC推出的最新一辑宣传广告便是：“举报贪污、不吐不快”，内容有“知道如不讲出来，只会令贪污势力不断膨胀”。

[B]内地学生贿赂香港教授入狱案折射两地反腐环境[/B]
 
 时间：2006年12月28日19:24  【来源：新华网】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他们本是师生，学生陈静刚从内地到香港3个月，教授戴晖辉已融入香港社会十几年。在由一门课程考试构成的利益联结中，陈静拿出1万港币贿赂任课教师戴晖辉，戴则毫不犹豫将此事举报至廉政公署。不同的地域标签，使两人截然的选择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两地不同的反腐环境和公民意识。

　　[B]内地学生:“理所当然”的行贿[/B]

　　2006年9月，陈静从武汉到香港，进城市大学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旁人眼里，25岁的她人生轨迹一路顺遂，这次飞跃更是上升曲线上的制高点。

　　“一次聊天时，她说自己一直以来——从小学到大学一直不停上学到博士——在自己的圈子里是非常优秀的，一直觉得自己理所当然是‘No.1’。”陈静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名同学在校园一个论坛上回忆。

　　最初来香港的兴奋过后，陈静开始感到压力，她对这位同学说，“到了城大之后，周围环境不同了，不但远离家门，而且发现周围的人都很厉害，所以心理压力很大，无法适应这种压力，担心自己做不到最好”。

　　据她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博士同学形容，陈静“似乎有点内向，不怎么表达观点，也很少见她和人长时间聊天”。总体上，她“给人印象不是很突出，但平时学习特别用功，一直以来成绩也还不错”。

　　12月，陈静迎来了到城大后的第一次挑战——课程“应用分析选论”(Selected Topics inAppliedAnalysis)将在12月16日考试。任课教师戴晖辉副教授对记者说，这门课是两门博士生必修课之一，有一定难度。而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博士生也说，“这门课非常专业、特别偏。12月16日的考试中也证明了这一点，4个题目不少人都只会做其中一道”。

　　如果考试不能通过，除了陈静所看重的“面子”受损，另一个现实就是失去奖学金。在城大，这笔研究生助学金大约是每月港币1.2万元，但学生的学术表现必须符合校方要求的平均积点(GPA)。对内地学生来讲，这笔钱是在香港读书的基本生活成本，有学生算了一笔账:“学费3500元;住宿费2000元;生活费2000元，再加上其他一些开销，每人每月在香港的花销都在8000元以上，女孩子更多一些。”

　　在双重压力下，恐惧考试失败的陈静选择了她认为的“捷径”——给任课教师戴晖辉送钱“买考题”，占她一个月奖学金的绝大部分。但陈静没想到，自己会触犯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4(1)(a)条中规定的“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被判即时入狱6个月及充公1万元贿款。

　　仅3个月，陈静就从高峰跌至低谷。除立即要开始服刑外，极有可能依惯例被学校开除学籍，人生也将被记入抹不去的污点。

　　法庭上，陈静的辩护律师表示，“被告因对香港的反贪污法例不熟悉才干犯本案”。

　　据戴晖辉表述，12月6日，他在办公室的信箱发现一个信封，内有1万港元现钞。稍后，他收到一封匿名电邮。寄件人自称是其学生，希望获得本月16日举行的期终考试试题和答案，送上1万元是为“感谢帮忙”。11日，戴晖辉又收到两封匿名电邮，催促他将试题及答案通过电邮传给她。之后戴按照廉政公署指示约她见面交易，陈静毫无防备地答应现身，并提醒戴带上一本空白的答题本供她抄答案。13日中午，陈静接过戴给她的试题、答案和答题簿，正在抄写第一道题答案时，被周围埋伏及假扮顾客的廉署人员拘捕。先汇钱、再等着收货……从整个过程看，陈静是非常熟稔行贿的这套程序的。

　　陈静2006年7月份刚毕业的华中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不愿谈起这个让他们“丢人”的学生。城大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5～2006年度该校共有481名非本地生，当中252人为研究生。多名城大教授表示，没有听说过有学生用钱贿赂教师，城大也没有这种风气，相信只是个别事件。但这一案件也对来港者熟悉和遵守香港的法律和社会规则带来警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对记者说，“我常提醒学生们注意，香港是个规矩特别多的地方。比如对每年拿奖学金学生在港时间有规定，少于规定天数要请假。我曾有个学生未请假离开，少于限制天数，被取消了奖学金”。

　　[B]香港教授:“别无选择”的举报[/B]

　　“有报纸说我在‘是非漩涡中’，实不知‘非’在何处。”戴晖辉对记者说，“我只是在做一个法制社会公民应该做的事，而我相信几乎每个香港教授都会做同样处理。”

　　戴晖辉出生于内地，1984年浙江大学力学系毕业后赴英国、加拿大留学，1995年进香港城市大学任教，目前是数学系副教授，专长应用数学及计算数学等。据悉，近几年他经常协助城大到内地招生。

　　收到钱和匿名电邮后，戴晖辉与系主任周定轩商量，随后向校方高层汇报，校长张信刚等高层认为事态严重，决定向廉署举报。

　　“我是第一时间向学校汇报，没有过一分钟犹豫。”戴晖辉说，“匿名送钱和用匿名电邮索要试题和答案，在香港已构成犯罪事实。若认同这一前提，我所做的，就是再正常不过。”

　　在廉署要求下，12月12日，戴晖辉发出电邮相约送钱者第二天见面。13日中午，身上装了录音器的戴晖辉抵达钻石山荷里活广场的星巴克咖啡，他说，“到最后一刻才知行贿者是谁”。

　　戴晖辉对记者说，除举报贿赂，他别无选择，即便师生之间也不会有私下处理的可能:“作为公民，举报犯罪是责任。作为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是职责，但老师没有处理犯罪的权力，那是执法者的责任。老师怎可代执法者私下处理一件犯罪行为？退一万步讲，送钱和电邮都是匿名，老师都不知找谁，男或女，也不确认是否真是学生。而私下处理在香港也是一件犯罪行为。依照某些人的观点，我应该去犯罪来掩盖另一罪行，就因为犯罪者是个匿名学生？纵容犯罪，会对法律制度造成极大破坏，结果是全社会受伤害。因为犯罪者是个匿名学生，就值得吗？”

　　“我也不愿意看到学生入狱，但她已是成年人，应该为此行为负责的是她自己，而不是她的行贿对象。”戴晖辉表示，作为内地学生，有可能受到法律差异、学术氛围差别等方面的影响，在内地大学作弊后可能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学校内部通报、处分等，但身在香港，就应该严格遵守香港的法律，维护大学的学术氛围。

　　在香港廉政公署网页上，记者注意到最新一辑宣传广告:“举报贪污、不吐不快”，因为“知道如不讲出来，只会令贪污势力不断膨胀”。据悉，廉署会不断推出新广告，在媒体上、社区中滚动宣传，由此形成的反腐意识也是戴晖辉近乎“条件反射”般举报的一个注脚。

　　[B]第三方——香港廉政公署的“零度容忍”[/B]

　　由此案引申，记者采访了前任香港廉政公署副廉政专员郭文纬、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认为“1万港币判6个月”太重。量刑的思路差异还体现在:香港对贿赂问题“零度容忍”，而内地规定了“行贿10000，受贿5000”的最低涉案金额。

　　郭文纬:关于腐败的举报范围，我们称为“零度容忍”，无论大贪、小贪都是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必须绳之以法。零度容忍几乎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对腐败全民共诛之。在初期，匿名举报占了60%到70%。如今实名举报的人已达75%，而且都自愿配合调查。

　　内地5000元以下不算贪污罪，只会被行政处理，这样肯定没有阻吓作用。其实5000元不少，它传递着一个信息——放纵贪污。其实贪污很少是直接送大钱，通常是一步步来的，先是过年过节送礼物，然后请吃海鲜，你去，请卡拉OK，你又去，慢慢就堕入贪污里。对于贪污数额很少的情况，香港的量刑比内地重得多，所以香港人一般不敢下水。

　　王绍光:六七十年代，内地有一个很好的词——“防微杜渐”，即便使用公家信纸，都会有问题。现在却不常用了，思路也变了，强调“抓大案要案”，但却陷入“越抓越大、永远抓不完”的怪圈。这一后果从80年代以来对“大案要案”的标准不断上升就可见一斑:从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几千万元。

　　三联生活周刊:内地对贿赂的处罚不可谓不重，甚至受贿10万元以上就有可能被判死刑，为何效果却不如不用重典的香港？

　　郭文纬:贪官应不应该判死刑？死刑当然有一个阻吓的作用，人家说杀一儆百嘛。但杀一儆万可不可能呢？如果贪官觉得那些被杀头的人可能是运气不好，或者是他们的后台不够、他们没有关系，但我的后台很硬，怎么会动到我的头上呢？所以说，怎样才有阻吓的作用，不是说死刑不死刑，而是他们觉得有多大的机会被人抓。

　　如果没有死刑，是不是就没有阻吓的作用呢？也不是。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判刑通常最高就是10年左右，肯定是有阻吓作用的。经验证明，对贪官，阻吓作用不在于死刑，而在于他从高高在上变成阶下囚，他们的整个家庭要蒙羞。如果有一个机制让他所有贪污来的钱和所有的财产充公，让他们一无所有，这个作用已经足够。

　　任建明:内地是重刑事，轻民事和行政，而香港反之。其实，腐败犯罪主要是侵害财产，从利益角度让犯罪者得不偿失，效果更好，否则，刑事虽重，但经济利益上却一本万利，甚至“牺牲他一个，幸福几代人”。

　　三联生活周刊:陈静作为“行贿”一方，甚至博取了某种同情。这也体现了两地对于“行贿”和“受贿”上的看法不同。

　　任建明:与香港行贿和受贿并重不同，内地一直是“轻行贿”而“重受贿”。

　　首先，法律对于行贿罪的量刑明显。比如，最低涉案金额不同，行贿1万元，受贿5000元;再如，受贿5万元要判有期徒刑5年以上，行贿5万元判有期徒刑5年以下。受到法律严惩的通常是受贿者，而背后的行贿者却少有受到严惩的。

　　在具体执行上，行贿罪就更轻了。其实行贿者具有更大信息优势，更容易隐瞒犯罪。而执法者为了获取受贿证据，常常寄希望于行贿者提供证据，又过度体现了“坦白从宽”的原则。

　　对行贿者“宽宏大量”的深层次原因存在于社会文化意识之中。人们容易认为，与那些高高在上的贪官相比，行贿者往往处在被动情境中，被涂抹上了“弱者”色彩。在一个权力缺乏制度性约束的社会里，甚至将行贿理解为一种礼尚往来的社会风尚，对行贿者的心理认同逐渐形成。

　　事实上，行贿者和受贿者是天然的犯罪共同体，行贿引发受贿，受贿又导致渎职犯罪，构成了一条衍生权力腐败的“犯罪链”。在行贿变得低成本、高收益之时，主动行贿越来越多，腐败链条越来越难以控制。

　　三联生活周刊:有舆论认为，廉政公署在此案中有设局“诱捕”的嫌疑。这一做法是否越权？廉署的权限跟内地反贪机关有何差别？

　　任建明:所谓“诱捕”，是指在嫌疑人犯罪事实未出现之前，通过采取某种行动，诱使其犯罪。而此案中，匿名放钱和发电邮已构成行贿罪，故廉署其后的行动并不越权。

　　香港廉政公署属独立机构，只对行政长官负责。廉署专员不受任何人管辖，拥有拘捕权、扣留权、查询资料权等特殊权力，保证了该部门在调查案件时不再顾忌更多的“禁区”与“高压线”。比如早年有一例房屋署官员案，双方一直在街上交易，廉署拿不到证据，后来在其办公室安装了监视器，把他每次交易完数钱的举动一一记录下来。这也是为什么人人都恐惧于听到“廉署请喝咖啡”的传唤，因为这时，廉署基本上已经证据在手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香港高校“买考题”第一案。有人认为，此案发生在师生之间，老师应有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职责，是否可以网开一面？

　　王绍光:类似的学生贿赂确实第一次听说。我来香港中文大学七八年，听到的腐败案不多，有几起都发生在老师房屋补助的问题上:之前规定这一补助不能用来租用自己或亲属的房子，90年代末期才无此限制了。我们学校最近刚有一个学院副院长被举报，他早年拿房屋补助租用的房子，名义上是别人买的，其实是他自己的。

　　内地是个‘情、理、法’的社会，香港虽然比西方学校更讲“情”，但也要遵循‘法、理、情’社会的规则，涉及到这种贿赂事件，不会讲情。一旦涉案，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副院长，他原本在香港有极高社会地位，一旦被判刑，不但名誉受损，而且会被取消教职，同时会被取消丰厚的退休金。

　　任建明:内地讲“教书育人”，老师对学生做思想工作。但大学生一旦过了18岁成为公民，教化作用就很小了，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而且，老师也有可能管不好，在香港这样的法制社会，弄不好还会让自己离犯罪越来越近。

目前，许多大学对于学历的要求好像并不象以前那样的严格，这与中国目前的教育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以前进入大学是千人过“独木桥”，现在好像容易的多了，这就会存在一些不学无术的学生进入校园，也免不了会产生这些问题。所以存在贿赂老师这种事也不奇怪。[em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