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中国恢复高考三十年 利弊同生中不断改革嬗变[/B]

    2007年06月06日21:16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记者　周兆军

　　一九七七年八月六日，全国科学教育工作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再也坐不住了，举手要求发言。他向在座的邓小平建议，应该尽快恢复高考，这一建议得到与会专家的纷纷赞同。邓小平随即拍板：“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这一年的冬天，共有五百七十多万人参加了此前已中断十年的高考。这一年，每二十九个考生中才有一个考上大学。由于报考人数过多，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只得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三十年过去了，今年，高考报名人数超过一千万人，录取比例约为二比一。

　　三十年的高考，变化的不仅仅是数字。事实上，高考从恢复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处于不断变革之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教育部对高考做的主要改革是从试卷和教材入手，引进了美国的试卷模式，以取代原来相对粗糙的出题方式。这一时期，整个国家的主题是体制改革，教育体制的改革也随之启动，二百多所高校试行“校长负责制”，实行党政分开。

　　八十年代末期，大学生出现了“公费生”和“自费生”的区别，高考渐渐演变成了“双轨制”，一条腿走在计划的老路上，另一条腿开始迈向市场。

　　这种状况持续到一九九六年，“双轨”并为“一轨”。并轨后，免费的午餐没有了，所有的学生都成了“自费生”，学费从此只涨不跌，成了家长心中的隐痛。

　　世纪之交，高考的变革开始加速。一九九九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从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变得相对轻松，但随之到来是，大学生失去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保障，就业难的问题开始凸显。

　　高考的形式在变。一九九八年，教育部提出“三+X”改革方案；二000年，一些省市开始实行春、夏两季高考招生，以缓解考生“一考定终身”的压力；二00三年，高考时间由传统的七月七日提前到六月七日，让考生免受酷暑；次年，教育部将“统一考试，分省命题”的新举措扩大到上海、北京之外的九个省市。

　　人们对高考的评价在变。恢复高考，使千百万被“文革”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青年看到了希望，成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第五代导演”、“第四代画家”都拜恢复高考所赐，得以登上历史舞台。那时，不会有人想到，高考这一“利国利民的好制度”，会在三十年后被一些学者称为“制约人才培养的最大障碍”。

　　今年的全国“两会”，人大代表范谊提交《关于废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引发了新一轮“废除高考”的热议。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教育部部长周济出面表态：高考必须改革，但不能取消。

　　在中国教育这根长长的“链条”上，高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节点”。过去三十年，每一个改革方案的推出，大都利弊同生。这项改革，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引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悲观地说：“经验与智慧并未向我们提供无限的制度创新空间。”

[B]春风重度玉门关 邓小平宣布正式恢复高考[/B]

    2007年06月06日20:50   稿源：三晋都市报  文/赵铁

　　在经过十年文革的折磨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那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于是，1977年便成了中国才子们的狂欢年。

　　[B]招生改革计划搁浅[/B]

　　1966年，文革爆发。

　　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年代里，高考制度也没能幸免。那一年的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出通知，声称以往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5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开始以更激烈的言辞来抨击高考制度，宣布要将它“扔进垃圾堆里去”。高考终于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全国高校停止招生。

　　1972年，招生工作恢复，但这一次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取消文化考试，从此，没有任何文化考试的推荐选拔制度开始正式实行，这种制度招来的工农兵学生，素质普遍不高，有的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大学教育面临危机。

　　1975年1月，文革初被打倒的邓小平恢复工作，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着手对各方面的整顿。9月26日，邓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表达了对当时招生办法的忧虑，他说：“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都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就是在这次谈话之后，一句金言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不久之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他改革招生制度的想法终于没有实现。

　　[B]教授呼吁重视生源[/B]

　　1976年，文革结束，十年的浩劫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人才断层，邓小平对此忧心忡忡，1977年5月的一天，还没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

　　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但是，由于教育部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受“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束缚，并没有超出“四人帮”定下的条条框框，到会多数同志非常灰心，甚至严重不满。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一开始，他便自告奋勇主管教育科技的工作，8月4日，在他提议召开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在座谈会上，有人讲到清华大学的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

　　会议气氛热烈，讨论激烈。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他言辞激昂地说：“从今年起就改进招生办法，再也不能忽视新生质量了。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好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都情绪激昂地讲出自己心里憋了多年的话。他们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邓小平当机立断：“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会议开到这里，邓小平同志即向大家表态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B]高考制度重新恢复[/B]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建国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会，会期45天。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会议争论十分激烈。

　　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1、毛主席在“七·二一指示”中说“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

　　2、“文革”中考试被说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对贫下中农专政”，现在是否可以恢复考试？

　　3、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

　　4、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主持会议的原教育部主要领导人总也不表态，致使会期一延再延。

　　终于，小平同志发了脾气，他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现在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招生会的形势很快扭转。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高考制度恢复了。

　　[B]胡风儿子参加高考[/B]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消息通过媒体发布之后，一下子搅动了天下士子的心灵。

　　一位78级学生描述说：“当时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骑车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一下子就惊呆了，眼泪一涌而出。我跟同学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这下有希望了！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赶快蹦到那儿去。”

　　就连那些曾经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为“狗崽子”的知识青年，也预感到他们命运即将出现的变化。经邓小平亲自修改的政审条件，几乎使所有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当时，著名记者范长江尚未平反，他的儿子范东生担心自己不能参加高考。后来，已经是《华声月报》社社长的范东生回忆说：“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

　　作家胡风当时还在狱中，他的儿子张晓山也获得了高考的资格。

　　全国人民尤其是文革以来被严重耽误了前程的几代青年，得到了高度鼓舞，他们要找回他们失落在运动，失落在农场、田野工厂和军营的青春，踊跃到所在地区或单位报名，要求参加在这十年中早应参加的高考。

　　[B]全国试点选在百色[/B]

　　据统计，当时报名要求参加高考的中国青年多达1000余万人，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最大的则有三十六七岁。一些82届毕业生回忆，在当时，他们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就是，年长者对年幼者说“我都可以把你给生下来。”

　　最终参加这届高考的考生，据统计一共有570多万，这就给国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对于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来说，如何解决如许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邓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如果要考试，比方要印卷子，要评卷子，考生们总要出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大家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

　　因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1977年冬天的考试，并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而是各省考试。每个省都有一个试点，考试科目也比现在少。全国的试点选在广西自治区的百色地区。这并不是因为邓小平组织过百色起义，追求什么纪念意义，而是觉得百色比较偏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问题能暴露得充分一些。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惟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B]招生比例29∶1[/B]

　　按照一些82届毕业生的说法，当时的考题其实并不太难，一个现在的合格中学生都可以轻松地考个好成绩。但是，对于当时一些中国青年来说，这却无疑是比上刀山下火海都难的事情。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很明显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事物，有很多人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报名参加这一考试的，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用以替补这台庞大的机器身上严重稀缺的零部件。

　　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了40.1万多名大学生，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2∶1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B]高考30年：1977年冬 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B]

    2007年06月06日20:26   来源：新华网  王晓倩

　　1977年冬天，被诸多评论家称之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的确，那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考试，它所恢复的不单单是参加了那场考试的570万考生的信心与希望，它更直接改变和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得以重新复兴和兴旺的基本。

　　30年了，再次回味恢复高考制度的每一步。仍温暖！仍感动！仍震撼人心。

　　多年以后，面对无数双渴求知识的学生们的眼睛，刘海峰教授会记得，三十年前的那个冬天，走进高考考场时的他，浑身难以抑制的颤抖。

　　[B]等待未知的前夜[/B]

　　2007年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研究中国高考制度的知名学者；1977年的高中毕业生刘海峰，和其他数百万同年代人一样，有着另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

　　厦门郊县一个早已改了名字的农场，是刘海峰和他的同学们“上山下乡”的地方。1976年的夏天，那个分外闷热的夏天，高中毕业的刘海峰夹着行李卷，一片茫然地开始了自己的知青生活。

　　17岁的他有足够多茫然的理由——父母都是教师，自小生活在书香门第的他对知识有着难以言喻的热爱和追求，但现在，他却要开始学着做农活，而且也许一做，就要一辈子；他却也不知自己究竟在茫然什么，“高考”是一个对于刘海峰他们太过陌生的词语，十年了，从上小学起，他和他的同龄人们的生活里充斥了太多的阶级斗争、太多的“学工学农”，而真正的知识文化学习却几乎成了一项“业余爱好”。

　　“高考？想都没想过，那已经是历史了，怎么还可能有？”刘海峰说，当不能再参加高考的“痛”经历了十年时间的磨打，最终降临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时，那已是种迟钝的麻木了。

　　然而在废除高考制度的1966年，那种数百万人的希望被突然扼杀的瞬间，却是不可承受的伤痛。

　　1966年4月6日-14日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一些人对统一高考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一个月以后，6月1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社论，将《通知》中“彻底改革”招生制度的提法“发展”为“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要废止现行的统一高考，并提出推荐选拔的新办法。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但当时各省、市、自治区未能办理招生工作，高等学校在1966-1971年期间实际已停止招生。1972年起，大部分高等学校才陆续恢复“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

　　“吃野菜、米糊，干过去从不敢想象的农活，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当时活着没有希望。”刘海峰说，日复一日的生活，白水般淡到没有滋味。事实上也不是“没希望”的，当时他们青年点的5个知青，共同的心愿就是能早日“上调”到城里做一名工人。而刘海峰的希望显然更奢侈些，“我想如果更好，能去上个中专什么的，那毕竟也是学校么！”

　　[B]希望破晓的黎明[/B]

　　传闻是在1977年的下半年，准确地说是8月末，开始传播在刘海峰在内的数百万知识青年当中的。

　　“听说要高考了！”“什么？”“高考！高考！”“开玩笑的吧？不可能呀！”“……都那么说的！”

　　这样的对话不断在刘海峰们中间流传。他们将信将疑着，互相打听着，但因为山高路远，总是没有确切的消息。那似乎是一阵风，一阵期待已久，所以无法急急而至的夏日清风。

　　而在遥远的北京，这股清风已呈荡涤之势。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得到中央同意。

　　1977年8月4日，在习习清风中，神采奕奕的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召开了有3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在座的科学家插话踊跃，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接着，他问在场的教育部负责人：“报告送出去没有?”“今天上午刚送出去。”“那还来得及追回来。”

　　接着，邓小平坚决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发自内心的掌声爆发了，经久不息。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1年之久的高考制度。

　　1977年8月13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一年之内开两次招生工作会，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它还是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式会议，历时44天。

　　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关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的重要谈话，解除了此前一直禁锢着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即17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是黑线专政，教师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桎梏，使招生工作会议得以深入下去。对于招生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具体指出：主要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邓小平的谈话一扫代表们心头的阴霾。大家像过节似的欣喜若狂，许多人连夜打电话，或者复写、转抄、写信，以最快的速度把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传回本地区、本部门。

　　知青刘海峰们之间关于恢复高考的种种传言，正是在这前后，开始迅速传播开来。“尽管谁都不敢太相信，因为还没有正式的文件下来，但谁都知道，这回可能真是‘有戏了’。因为以前从来没这么传过这件事。”好像黎明破晓前的那一丝光，虽则细微，但却耀眼。刘海峰隐约觉得，自己那个在其他知青们看来奢侈的“上学梦”，越来越近了。

　　[B]恢复惊天的喜讯[/B]

　　那天具体干什么来的，刘海峰忘了。确切地说，是来不及记得了。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的招生对象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石破惊天！

　　“报名！我要报名！”恢复高考的消息，立即激起了石破天惊的反响，也给在逆境中跌跌撞撞的知识青年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一时间，教育部、各省市的招生办公室里堆满了成麻袋装的信件。

　　仿佛一夜之间，蒙尘十几年的中学课本，变戏法似的从床底下、墙旮旯、废纸箱里冒了出来，到处争相传阅。刘海峰所在的青年点，一共5个人，刘海峰记得，有4个人报了名。而报名的时间，临近考期不足40天，但所有报名的人都意气风发、兴致勃勃、充满了信心。

　　1977年12月10日，刘海峰和全国57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阔别11年之久的高考考场。

　　“那一刻，我激动得有些发抖。”刘海峰说，时隔30年，他依然记得，那年福建省的语文题中，有一道是要求默写毛泽东的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而作文则与辽宁有关，是看铁人王进喜的事迹后写一篇读后感。“我写的题目是《于细微处看精神》。”

　　很多人都说，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

　　这一年的高考，有了太多“破例”：

　　第一次破例在冬天高考；

　　第一次破例，为解决77级的考卷用纸，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迄今为止，那是报考人数最多的一次高考；

　　……

　　那是积聚了太久的希望，那是渴望了太久的梦想，那是压抑了太久的信念。

　　两个多月以后，已经重回下乡农村的刘海峰接到母亲的电报，“收到你的录取通知书了！厦门大学，历史系！”

　　那一天刘海峰没有哭，他激动得自己跑出去，乐得不敢相信。可开学的那一天，刘海峰却几乎哭了出来，班上30多人，年龄最大的大了他十几岁，正是当年的“老三届”。“他比实际年龄还要看着大，一双手像老农一样。”刘海峰说，想象得出，他，和他的同龄者们，为坐在教室里的这一天，等待了多久！

　　（本文史实部分由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所著《中国考试发展史》一书提供）

[B]聚焦高考30年的制度变迁 回味高考改革可圈可点[/B]

    2007年06月06日20:55   来源：中国青年报

　　自1977年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一举恢复高考，至今已过去了30年。在这跌宕起伏的30年中,高考改革在期待中起步,在阵痛中推进，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B]招生体制改革：由“双轨”到“并轨”[/B]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校仍沿袭“文革”前由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的体制，即所谓“统招统分”的制度。这一制度割裂了高校与用人单位之间天然的联系，由于招生计划常常滞后于人才需求的发展，造成一些本来就十分稀缺的大学毕业生难以学以致用。

　　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实施“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办法，规定一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矿区等艰苦行业定向招生。这既是对国家急需人才的基础性行业的政策倾斜，也在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搭了个桥。

　　1984年教育部又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自费生。由此打破了以往单一的计划招生体制，从而使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调节计划招生双轨并存。“双轨制”不仅挖掘了高校的办学潜力，更主要的是为高校办学经费来源开辟了又一渠道，第一次打通了城乡集体所有制单位甚至个体企业委托高校培养人才的途径。

　　但是，由此出现的统招和委培、自费两种不同的分数线，使收费和降分在某种形式上挂了钩，也导致了某些不正当竞争，甚至利用“双轨”炒批件、批条子走后门等，严重破坏了招生录取的公平、公正原则。

　　1994年，全国37所重点院校进行招生收费并轨制试点工作，逐步建立起“学生上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毕业生多数人自主择业”的机制。1997年，高校招生实现全面并轨。至此，我国高校由国家“统招统分”改革为“双轨制”，最终实现统一标准、统一政策的并轨招生。

　　从宏观上审视，高考招生体制历时十多年的这一轮改革，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双轨制”打破了人才培养和分配由国家包起来的格局，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经济体制在高校招生问题上的一个折射。招生并轨，由国家包费上学变成自费上学，人们的价值取向在“双轨”过渡中发生了转变，认同了“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大学毕业不包分配、自主择业的新观念，从而在招生体制改革上，逐渐转向与经济体制改革中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相适应，转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

　　[B]招生方式改革：从“保送生”到“自主招生”[/B]

　　在恢复高考后的30年间，对全国“统考统招”制度的改革探索始终没有停止过。1984年，我国开始进行保送生试点。1985年，原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等43所高等学校扩大进行试点工作。

　　保送生制度主要针对部分有特殊才能或特别优秀的学生，通过推荐、选拔和考察，免予参加以选拔为目的的文化课考试，直接录取。其意义主要为弥补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不足，创设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这或多或少地避免了一些现行高考制度不能全面评价优秀学生的弊端，为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开辟了一条升入名校深造的路径。

　　招收保送生是对传统高考制度的一个突破。这一改革虽然对“统考统招”并未产生大的影响，却意味着人们也能够接受其他合理标准，并不一定恪守“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

　　20世纪90年代初，保送生计划人数曾一度扩大。但保送过程中出现了中学为了提高上名牌大学的升学率，“推良不推优”的倾向，出现了有学生在申报材料上作假、干部和教师子女保送比例过高的现象，同时也出现了高校为争抢生源而干扰中学正常教学秩序的情况。

　　虽然保送生制度对于选拔有特殊才能的学生来说是较为有效的方式，但是改革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的出现违背了高招的基本原则，损害了高招的声誉。1998年在5省市试行了保送生综合能力测试。尽管综合能力测试与特殊才能学生的保送在某种意义上有相悖的地方，但结果分析还是得到了包括测量专家等多方面的认可。1999年教育部规定，全国所有保送生都必须参加综合能力测试。此后又下发文件从程序上完善保送工作，规定考生的报名权、中学的推荐权、高校的录取权和教委的审批权“四权分离”。

　　2001年教育部决定按照“压缩规模，严格标准，严格管理”的原则，将每年2万人左右的保送生规模压缩至5000人。同时教育部对招收保送生的条件进行了调整，扩大了招收保送生的高校范围，扩展了对于保送生获得竞赛项目资格的要求，把保送条件中“软”的部分都变成了“硬性指标”。

　　与保送生具有类似性质的改革是高等学校自主招生制度的探索。经过两年时间对多所学校展开试点，2003年，教育部在北大、清华、北京师范大学等22所著名高校扩大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要求各高校经过自主考试与面试初选，入选考生参加全国统考，成绩达到与学校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的可以由学校决定录取。为防止负面影响，要求学校严格按照报考条件、招生办法、录取结果三公开的原则进行自主选拔。招生比例为学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的5％。

　　这项改革措施使高校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利，为学校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拓展了空间。2004年，全国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高校扩大到28所，2005年扩大到42所,2006年扩大到了53所。

　　虽然53所学校和5％的自主招生计划决定权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但这项改革增加了招生选才的渠道，有利于形成人才脱颖而出的多元机制。同时对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着积极的导向作用。

　　除了对优秀学生进行的招生探索外，自主招生还在大专层次的高职院校进行了改革试验。这一改革对高考总成绩不高、第一志愿不能被录取、有可能被调配录取到不中意的专业的学生，具有十分积极的教育导向作用。2006年，北京和上海在多所高等职业院校实行了学校自主命题的笔试＋面试，从而自主确定录取结果，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选拔录取。2007年，高职招生改革的范围继续扩大。

　　同年，上海交大和复旦大学开始在更大比例上进行自主招生。

　　高考招生方式的改革是大家最为关心的改革之一。多年来社会直观的感觉好像是高考始终未敢触及“大一统”的方式，即便实施了分省命题，仍未能摆脱纸笔测验形式和区域内的“大一统”。这主要因为大规模纸笔测验的优势，能够对考生的共性问题进行测量。自主招生和保送生是针对高考文化课成绩较高或较低学生开展的，都是针对学生特殊才能的考察。应该说，进一步扩大多元化选拔、多样化录取是今后高考改革的一个方向。

　　30年来，高考改革的可圈可点之处还有很多，如标准化考试改革：从传统考试到现代教育测量；如考试科目改革：从“3＋2”到“3＋X”……尽管如此，每年几乎牵动全社会的高考受到的各式各样指责似乎一直不曾减少，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人们对高考的期望值和要求也在逐步提高，亦可视为一种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高考大盘点，对高考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高考制度该改也能改
 
    2007-06-08 09:54:37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中国观察　之杨东平专栏
　　
　　高考制度恢复30周年之际，对于过来人而言，主题是怀旧和纪念；但对于千百万仍然挣扎在“应试教育”苦海之中的青少年，对于面向未来的中国教育，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变革的主题。

　　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基本制度，高考制度的合理性、重要性众所周知。如同没有人要完全否定或取消高考制度，对于高考制度的局限性、弊病和负面价值，人们也具有很高的共识。例如，以记忆性知识和解题技巧为主的考试内容、高强度的应试训练，不仅损害了一代人的身心健康，也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不利于产生具有创造性的优秀人才。一张考卷考所有人、一考定终身的考试方法，并不能有效地区分识别各不相同的人才，达至适才适所、因材施教。高校招生自主权和学生选择高校权利的丧失，不利于高校的自主发展，难以形成高校之间通过提高质量和改善服务来吸取优秀生源的竞争。公众对严酷的“应试教育”、中小学教育的畸形化深恶痛绝，要求变革教育的愿望十分强烈。

　　社会对教育体制改革的强大压力，源于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际化、全球化的人才竞争，迫切需要改变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以循规蹈矩、统一规格等为特征，生产“标准件”式的人才培养模式，而要求培养个性发展、具有适应性和创造性的人才。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21％，供求关系已经极大地改善，应当更多地体现教育的民主性，扩大学生的自主性、选择性。

　　高考制度上连接高等学校制度，下影响中小学教育，具有强烈的指挥棒作用，在教育制度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是推进实质性的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恰当的“突破口”。将高考改革提到重要的议程，提速高考改革，可以说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近30年来，高考制度也进行过一些改革，如分省招生、考试科目的改革、网上录取等等，但应该说改革的内容较少、层次较浅，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需要。必须看到，任何制度都是人设计出来的，没有什么制度是一成不变或不可改变的。将高考制度的重要性、牵一发动全身的复杂性视为不能改革的理由，将不改革作为最安全的决策，无视千百万青少年的幸福，并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置于危险之中，是完全不可取的。

　　一场理性、渐进的、实质性的教育体制改革，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就高考制度改革而言，它包括两个主要方面，即考试制度(考什么、怎么考)和招生制度。简而言之，在考试制度方面，首先是考试内容改革，从目前的知识水平考试转向能力水平测试。各国的入学水平测试，基本都是能力水平考试，如SAT和GRE，我国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也是能力水平考试。这一改变对中学教育具有重要的引领意义。二是考试科目多轨化。目前文科、理科两套考卷的分类，仍过于粗疏，可考虑设置文科、工科、理科、艺术等不同类别的考试，以及适用于研究型大学、普通高校和高职教育考生的不同考卷，以利于识别、选拔不同个性、特长的学生。三是改变一考定终身，将高考由一次改为多次。为降低成本，可考虑在较短的时间间隔内(例如在休息三天之后)举行第二次考试，如同田径运动员在赛场上有不止一次试跳的机会。至于综合素质评价，由于目前的道德环境，不宜提到操作性的层面，可以进行长期的探索研究。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设想，一是通过增量改革和高校资源的合理配置，逐渐均衡各地的录取率差距，改变“倾斜的高考分数线”的现实。二是矫正、改变重点高校招生本地化的现象。三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减少乃至取消某些高考加分的特殊政策，维护录取公平。四是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五是赋予学生选择高校的权利，学生可以平行地填报若干所高校，可以同时获得多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从而由学生选择高校，等等。

　　上述的各种设想，都需要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设计和相应的配套措施，需要实验和试点，有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高考制度改革还有许多其它方面，仅就上述的这些内容，就不难看到高考制度具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和现实可行性。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关键是要启动，要行动，而不能无限期地延误。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

    高考至上主义的社会成因
 
    2007-06-11 09:58:34  来源: 南方日报  

 
　　
 　　南方论坛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高考也不例外，但并不能由此导出高考制度已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的结论。改革高考的出路，不在于因噎废食地废除高考，而在于有效破除高考至上主义
　　
　　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已陆续结束，今年又适逢恢复高考30年。虽说现今招生比例较从前更大，但由于各种内部因素的变化和外部因素的介入，高考之热不仅未见消退，反倒有愈演愈烈之势，于是关于高考改革的各种争论又浮出水面。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高考也不例外。“一考定终身”、“一把尺子量天下”、“高分低能”等，就是人们常说的关于高考的“弊”。但上述诸弊，并不能导出高考制度已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的结论。“十字路口”之谓，与高考或存或废的涵义相当。但在找不到更好的也切实可行的替代制度之前，废除高考一类的激进主张虽能耸人听闻，却决无益于现实的改进。

　　所有人群关于高考的所有情绪，其实都可以从高考进行中的那几天看出来。那几天是对高考爱恨情仇高度浓缩的日子，是“高考就是一切”、“一切为了高考”的日子，是家长、考生、警察、交通、市政、媒体等如临大敌的日子。这些日子中的非常表现，事实上是由“高考至上主义”这样一种共生且深入人心的意识形态所衍生。高考至上主义是一种极端的、病态的意识形态。改革高考的出路，不在于因噎废食地废除高考，而在于有效破除高考至上主义。但高考至上主义虽集中展示于高考进行期间，而其形成却有着由来已久的广泛的社会基础。

　　首先，不通过高考，一个人便很难获得社会认可的“通行证”。高校文凭的极端重要性在于，它仍是大多数社会组织特别是公有制单位识别、选拔、录用人才不可或缺的前提和门槛。比如，一名青年若没有大学文凭，即便有金融管理方面的卓异才能，也决无可能进入工作体面、报酬丰厚的相关部门。在行政权力配置社会资源力度不减、公有制系统迄今仍是就业重要渠道的背景中，要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不经过高考的洗礼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不通过高考，一个人便很难在社会中找到自身的立脚点和发展点。改革开放近30年，人们自主就业的空间并未获得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拓展和提升，而跨越创业的重重门槛对于没在大学镀过金的青年更是难上加难。易言之，一名青年没上过大学，社会就既不以“人才”视之，自身也很难通过社会实践成为“人才”。如此一来，参加高考一定是普选的最优方案。

　　第三，高考至上主义的实质是名校至上主义。对高考热，人们深以为忧又乐此不疲地卷入，往往不是担心子女考不取大学，而是担心考不取名牌大学。考取了大学等于为进入社会在脚下垫了一块砖，而考取了名牌大学则等于为自己脚下垫了两块砖。这是高等教育中的结构性矛盾，个中究竟有多少公平合理，难以遽下断语，但我们的著名高校毕竟没有一家是私立的，高等教育也许同样面临资源均等化的问题。

　　就高考谈高考改革，结论也许只能是“无解”；破除高考至上主义，“工夫”或许在“诗外”。既然就业与创业都要靠文凭来说话，那么，高考至上主义实际上是就业与创业预期并不乐观乃至焦虑的预演。就业空间得不到释放，创业门槛得不到降低，社会评价人才的机制得不到校正，就业与创业的预期就得不到改善，则高考至上主义就将继续流行。至于保送制、推荐制以及所谓面试招生等技术性改造，在诚信缺失、监督乏力的背景中，沦为腐败的渊薮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秋风：市场反对高考
 
    2007-06-11 09:51:42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中国观察之秋风专栏
　　
　　某报前段时间做恢复高考30年纪念专刊，采访我作为一个标本。在采访过程中，我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我不认为按照一个分数线在全国统一录取是公平的，因为这样的标准对于很多具有其他才能的学生、对于培养目标各不相同的学校是不公平的；第二，即使我当年没有考上大学，也未必就十分糟糕。我也许成不了学者，但境遇未必就一定比现在差。然而，记者整理见报后，不见我的这两个重要补充，我成了一个通过高考跳出农门，从而改变个人命运的标本，令人哭笑不得。

　　关于公平的问题，暂且不说。而我之所以说后一点，乃是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今天的中国，经济活动是主要通过市场进行，高考根本就不再是一个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了。我有一些中学同学，他们没有考上大学，但现在的家庭财富显然要比我多，对社会的福利贡献也很可能远多于我，更不要说无数成功的私人企业家都没有上过大学。这其实是市场的常态，而不是反常现象。

　　鉴于此，今天依然把众多赞美毫不吝惜地给予高考制度，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人们赞美高考的理由是，高考让很多生在农村或者被发配到农村的青年，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或许是唯一的机会。但是，作如是想法的人，完全忘记了中国社会过去三十年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市场逐渐发育，并把人们从单一中心控制的资源分配体系中解放出来，因而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突破计划经济时代构筑的城乡隔离壁垒、阶层隔离壁垒。

　　相反，高考式的公平，其实只不过是由一个至高的权力中心，按照单一的形式化标准，将享受特权的资格和稀缺的利益、名誉等等分配给少数人。整个社会动员起来争夺少得可怜的特权资格：一方面极少数人通过科举、高考的独木桥改善自己境遇，另一方面是绝大多数人被锁定没有权利、没有机会的状态。人们通过高考式公平所追逐的对象，是少数人可以享有的特权，而不是人人可以享有的自由。

　　相比之下，市场提供的机会几乎没有门槛。任何人都可以跨出农门。所以，过去二十多年，中国数亿农民脱离乡村，到沿海工业区、到城镇经商、工作，定居、生活，人数恐怕远远超过高考录取总数。因此，给底层民众提供大量机会的，显然是市场，是自由度趋向扩大的社会秩序本身，而不是高考。这是最普遍的公平。

　　市场相对于高考，更有助于社会公平的途径，不仅在此。高考带来的利益再分配是由单一的权力中心进行的，这意味着所有人都需听命于那个中心。按照单一标准进行分配，则意味着，人们必须强迫自己适应这个标准，整个社会的才能、知识、天赋的多样性受到抑制，这样貌似公平的分配过程，不具有任何生产性，反而会抑制社会的创造力。

　　相反，市场是一个多中心、多标准的分配体系。在市场中，每个人都是分配的主角：你买这家企业的东西而不买那家企业的东西，就等于在资本、劳动、企业家才能之间进行了一次再分配，而且这个分配具有生产性，趋向于提高生产率。同时，市场的分配标准也是多元的。诚实、销售才能、企业家直觉、说服技巧、创新精神等等都可以让一个人成功。这样，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实现最大多数个人的收益之分别最大化。

　　由此可以看出，市场与高考是两套性质截然相反的制度。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高考贬值之后，近若干年来，高考似乎再度被社会神化。与此同时，私人企业之发育受到抑制。这两个现象同时出现，并非偶然。两者其实都是权力分配资源的范围、强度再度扩大的产物。当政府权力扩大的时候，政府职位及享有垄断地位的商业岗位的租金值提高，其他私人职位贬值，而政府职位及垄断职位与高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高考对于考生及其家长的重要性自然提高。

　　可以说，市场反对高考。在中国语境下，欲增进社会公平，就需要限制政府权力，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一项配套措施：废除高考制度－－当然是现在权力控制的单一标准的高考。相反，市场需要与其性质相匹配的大学教育体系及大学录取制度。其特征正是市场的特征：多中心，多标准，让考生、大学、企业享有尽可能多的选择权，让考试不受权力控制。

　　(作者系北京独立学者)

    传递——他们的高考
 
    2007-06-10 11:56:31  来源: 南方都市报  
 

　　

　　2005年7月7日，时髦的莫斯科青年在参加俄罗斯艺术高等学院的入学考试。

　　

　　

　　1993年，《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拍下了《我要读书》，从而推出了“大眼睛”苏明娟。2002年9月，“大眼睛”亮出自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进入安徽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学习，并获得摩托罗拉公司提供的4000元助学金。

　　

　　2005年6月27日，陕西省文科状元谢尼(女)和理科状元冯宇宁身着古代状元锦袍，应邀游玩位于大雁塔脚下的大唐芙蓉园。

　　

　　2006年1月19日，台湾大学学测考试逼近，台北市某家知名家教班开设魔鬼训练营，营造视死如归的读书气氛。

　　

　　2005年6月4日晚，北京顺义牛栏山一中高考减压营，1000名高考学生集体减压，为自己的成功呐喊。

　　

　　2004年11月16日，韩国Chogye寺内，家长们在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祈福。第二天，将有61万考生参加每年一次的全国大学入学考试。

　　

　　2007年6月7日下午，因被洪水围困，湖南道县一中的考生完成考试后，通过学校旁边临时搭的一架楼梯翻墙出校。

　　

　　2007年6月6日晚，云南省宁洱县普洱中学，参加高考的学生在地震后搭起的帐篷里抓紧考前最后的时间复习功课。

　　

　　2003年福州一些考生钻进医院里的高压氧舱吸氧，以缓解因备考而引起的精神紧张。

　　
　　2003年，浙江省衢州，高考成绩公布的第四天考生王金富痛失所有亲人变孤儿。他的学费成了大问题。

　　

　　2003年1月，日本东京，三名参加高考的女学生正在看地图。这次考试将在全国的693个考点进行。

　　

　　2003年5月22日，北京市东城区171中学，高三年级的学生在口罩上画上流露笑意的嘴，虽然是“非典”时期，面对高考很多同学表现得非常乐观和充满信心。

　　

　　2005年6月7日，天津，高考第一天结束后家长陪同考生到海洋馆潜水缓解压力，以迎接第二天的考试。

　　

　　2005年10月2日，韩国首尔，一些长者身着传统的韩服，在KyungBok皇宫前舞文弄墨，重现历史上科举考试的盛况。从公元958年起至1894年止，科举制在韩国存在了936年。

　　

　　“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学员”、1975级北大哲学系学生在大兴分校“半工半读”。

　　

　　2001年教育部宣布取消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当年7月6日下午，国内年龄最大的考生、72岁的汪侠老人参加了高考。

　　编者按：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30年来高考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性质没有根本的改变，它仍然是这个国家选拔人才最重要的方式之一。高考的故事，就这样一年年重复传递着各种酸甜苦辣。尽管高考的合理性不断被质疑着：高学费、招生黑幕、地域歧视、应试教育等等问题相继浮出水面，然而最激进的家长，在自己孩子面对这个关口时也会小心翼翼——也许在高考的背后，是这个民族对“知识改变命运”无条件接受吧。
　　
　　古宅

　　刚入高三那一年，父母把我安排到一位亲戚家里住。那是个和蔼的老太太，平时就守着一座巨大的民国时期的古宅子独自居住。每天在校晚自修后我就回到这座古宅的一间偏房开夜车——老太太的儿子是做律师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案件的卷宗，昏天黑地地复习后，我就把这些卷宗当小说看以使自己放松。南方多雨，深夜院落常会被打湿，长年失修的屋顶，瓦片刷刷地响，院子里弥漫着新鲜苔藓的清香，家里的三只小猫偶尔会喵呜一下，伴随着老人轻微的鼾声，这时读到案件的离奇处，仿佛回到几百年前，自己像个赶考书生，一心巴望着出现什么神仙姐姐妖精妹妹。有一天深夜“奇迹”果然发生，安静院子里突然传来小猫凄厉的叫声，我被吓得不敢动弹，半晌把门扯开一条缝——原来调皮的小猫掉进了水缸，已经奄奄一息。还好我一念之差它得救了。
　　
　　蜗居

　　高考前最后的日子，我和几个好友共同住进了一间公寓，借口互相促进，其实每天花两小时做完功课(我得承认，哥几个在一起学习效率很不错)就一起弹吉他唱歌，比谁的屁股长得挺，然后呼喝着去游泳。南方天热，我们把冰箱里的冰块哗啦一下全倒在地上，几个男生脱得一丝不挂，从房间这头像坐滑梯一样溜到那头，玩得不亦乐乎。楼下住着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小女孩，经常上来请教功课，还不时会抱来西瓜，当然成了我们最喜欢的朋友啦。她父母知道后也没怎么说她，因为知道我们是重点中学的学生，而且成绩还不错。他们经常教育女儿：这年头，只要成绩好，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如果成绩不好，什么不是问题的都成了问题。后来她在参加高考时以我们为故事写的作文竟然拿了满分！那时她用纸剪了“蜗居”两个字贴在我们的大门上，此后这两个字一直存在了十几年，多年后，我们中有的人成了银行的行长、企业的高管或留学国外，但每年我们都要回“蜗居”相聚。
　　
　　考试

　　高考那三天没感觉，记得最后一门考政治后，一个女生突然蹲在考场外号啕大哭，原来后面的三道大题，她没有时间完成——而她的同桌，冲到政治老师跟前抱着他狂吻并一边说“老师我爱你！”搞得这位五十来岁的男老师不知所措，原来后面的三道大题，全让这位老师押中了！全世界最痛苦的事莫过于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和等待分数。当时我感觉自己考得还行，但发现我的同学考得更好，好些人直接把志愿填到北大法律系，后面根本就是瞎填——一副舍我其谁的气势。我那时真是后悔没有好好复习，临到考试还有好多功课没有背完呢！公布分数的前一夜，我到学校小心候着——分数可能会提前公布的吧。夜深了，我把报纸摊在操场上躺着，等待命运的安排。昏昏沉沉过了一夜，有人一嘴巴把我打醒，告诉我竟然拿了全校文科第一，省里也名列前茅，我像范进中举一样，狂叫一声，跑回家去，倒头便睡。
　　
　　尾声

　　若干年后，我以记者的身份频频出现在高考的考场。有一回到公安局出入境部门采访时，有位警察检查了我的证件，苦笑着说：“我认识你。”“我们没打过交道啊？”他拿出一张报纸，指着上面的一张照片说：这是我的女儿，在高考前被你拍到的。画面上，这个女孩趴在课桌上睡着了，一脸疲惫。警察同志说，当时他看到这张照片时觉得不太吉利——为什么我的女儿高考前蔫蔫的一点没斗志呢？果然，一向优秀的女孩当年没有发挥好，成绩很不理想，复读了。

　　文／胡胡(传媒人士，1995年高考考生)

高考！一个永远的论题！高考是一把双刃剑！

选拔人才，没有高考不行！

没有高考的社会，凭举手表决势必导致腐败！只有高考的社会，势必让大家看到更多的有分无能的“状元”！我说，我们的高考为了什么？为了我们民族的兴亡与发展！那么，把高考交给社会与企业如何？发展才是硬道理！
社会和企业不用的人是人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