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6-23 10:47:36 南方日报
邓穗生
30年前，我非常幸运地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
文革开始时，我是一名才读了几个月初一的小女孩。父亲原是韶关中学的校长，1959年被划为“右派”，3年后“摘帽”调到韶关二中任教师。文革中，他逃不过再次当“运动员”的厄运。我生性好强，酷爱读书。那时，学校不上课，连图书室也封存了。“摘帽右派”的父亲兼任学校图书管理员，我有钥匙，小小的图书室就成了我躲避“文攻武卫”的天堂。我经常蜷曲着身子坐在图书室的一个角落里，津津有味地读书，暂时忘却了“牛鬼蛇神”子女的屈辱。有时，我被拉去参加批斗父亲的大会，在喧嚣的“打倒”声中，被迫坐在前排的我，默默地盯着台上戴着高帽子、挂着大牌子的父亲，一阵阵的心痛撕扯着我。父亲是一位多么忠实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家啊，为什么这样的好人会如此遭罪？！我冷眼扫视昔日的学生跳上台去殴打他们的恩师，心底里涌动的是不屑，是蔑视。我明白，正是他们头脑的荒芜，才会如此人性扭曲。
16岁那年，我上山下乡当知青，不多的行李中夹着一大摞中学的课本。每天，一盏小小的煤油灯陪伴我自学到深夜。趁墟的日子，我带上难题到公社中学找老师帮忙解答。当时公社有几个报读县卫校的名额，我兴冲冲跑去报名，得到的回应是：出身不好的人就别去争了！即使这样无情的现实，也没能熄灭我自学的热情，我仍怀着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憧憬，与世俗抗争着。
21岁那年，我回城当上了计算机厂的工人。我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学习之中，经常读书到半夜，如饥似渴，一心要把失去的学习时光补回来！
文革结束了。要恢复高考了！消息传来，我兴奋得彻夜难眠。备考的两个月中，我利用全部工余时间进行全方位的补习。父亲负责辅导我的历史地理，他把因他牵连儿女的愧疚倾注在每道难题后面密密麻麻的解释之中。几位刚从五七干校回来的老师成了我的补习老师。没有礼物，没有报酬，老师的家就是我的教室，有时还管我的饭呢。一声谢谢，一个鞠躬，就是对老师辛苦劳动的报答。仿佛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出现了红色的海报，那是市内各所中学的复习课程表。每天晚上，求学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久违了的中学课室。那是一段多么激情燃烧的日子啊！每天快下班时，班长总是示意我先下班，工间休息时，班长就辟出一个角落，让我抓紧时间复习，过了时间，全班同事都好像约定似地不提醒我，大家默默地分担了我的工作。多么善良可爱的工人弟兄啊！晚饭后，我骑上自行车，飞奔到学校，早早占着前排的位置。授课老师没有任何报酬，听课学生也不必交纳任何费用，人们对文革浩劫的反思，在这备考的日子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时至今天已过去30年，但那一幕幕令我感动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一天晚上，我早早来到教室。课室里很快坐满了人。老师没讲几分钟，就被一阵阵骚动的声音打断了。我回头环视课室四周，嗬！走道上、窗台上都挤满了人，人浪还是一阵一阵往课室里涌。老师说：我们搬到礼堂去吧。一阵欢呼和稀里哗啦的骚动后，空荡荡的大礼堂中央架起一块大黑板，黑板前挂着两个桔红色的灯泡，一张小课桌充当讲台。我抱着长凳子费尽全力挤到讲台前。几分钟功夫，几百人如同客家围屋似的围成一个大圈，中间是几十张挨挨挤挤的长凳子，没凳子坐的人，就围站在周围。老师开始讲课了，没有电化设备，没有扩音机，连灯光也是昏暗昏暗的，除了老师沙沙的写黑板声，学生们瑟瑟的翻书声，几百人的课堂竟是那样的安静！没有奖金，甚至连白开水也没有，老师竟然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11月的寒风从礼堂空空的窗洞中吹进来，没有人咳嗽，甚至没有人上厕所。直到老师说：“今晚的课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给了我讲课的机会。”人们才如梦初醒般一起鼓起掌来。此时，我留意到老师眼中泛着点点泪光，他默默地收好讲义，转身走了。我久久地站在那里，老师的最后一句话是那样的震撼着我。多么可敬的老师啊，也许他今天才从五七干校回来，也许他白天还在写检查，可是他没有记恨那些文革中践踏知识的人，他视今天能够为大家上课为无上荣光，他还谢谢那些没有支付任何费用听课的人们！直到今天，每每回忆到这一幕，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我记得文革结束后，有一次跟父亲谈起殴打他的学生，我很冲动，对着父亲大叫：“你别理他们，你官复原职了，他们就忘了当年了！”父亲缓缓地说：“他们当年还是孩子呢，我原谅他们了。”这10年浩劫啊，伤了多少传道授业解惑者的心，又毁了多少青年人求学的梦！这一代的老师啊，心灵如此纯净无私，如此宽厚善良，他们深深地激励着我，影响着我。当年在填报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报了第一志愿为师范。我想，让践踏知识的年代成为历史吧，我就是要继承父业当教师，我就是要为当教师的父辈们争一口气！
我被录取了，成了师范大学七七级中文系的学生。我无比自豪！从知青到工人到教师一路走来，我忘不了30年前的高考，忘不了那令我深深震撼的一堂课。
谨以此怀念那一代的老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