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left][SIZE=3]周老师您好，我有个问题真的很希望你能帮我。我们班有一个学生他从五年级开始就有自杀的念头，但是现在由于学习压力较大这种念头比以前更大了，我向他的家长了解了这件事，他们也不知道孩子心里会有这样的想法，他第一次在我和他家长面前说了他自杀过几次了，但是都认身边的人阻止了，知道他有这种想法我真的很担心，所以叫他的家长先带他去看医生，结果第二天家长又送他来学校了，理由是医生说他只是胃不太好，吃了点药就又送来了。我做为一个老师真的很担心他会出什么事。想劝他休学但是又怕他心里接受不了，而他的家长对此也没有什么办法，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呀？只要提起家长总是说先叫他上学，可是如果真的出了事你说这个责任由谁负？[/SIZE]
[FACE=Times New Roman][SIZE=3]   [/SIZE][/FACE][SIZE=3]所以我真的希望周老师能帮我出出主意，我现在应该怎么处理这事？[/SIZE][/ALIGN][ALIGN=left][SIZE=3]周老师，你是不是在线，我真的都快撑不住了。这几天我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好多身边的老师都想叫我想办法将这个学生转到其它班，可是我想问题不解决转到其它班如果出了事一样都有责任。再说他还是我一个亲戚，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将他转到其它班？面对不听劝的家长我应该怎么办呀？如果你在线请你尽快给我答复好吗，我会一直等你的答复的。[/SIZE][/ALIGN]

老师：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看到你的信息后，我只能给你几点建议。因为你的介绍太少了，我不能全面的了解你的学生。
1、转班是不可取的，因为只有你最了解他，也就是说，只有你才有可能最有效的拯救他。所以建议你打消让他转班的想法。
2、你现在所遇到的不是学生有自杀的念头，而是家长还没有正视孩子潜在的危险。也就是说孩子的危险性没有受到家长的足够重视。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先为自已作好一些“免除后顾之忧”的准备，作好第一手记录。假如真有一天“不堪设想”的一幕发生后，家长并不会认为是他的孩子的原因，反而可能会迁怒于你。
3、如果这个学生确实象你说的那样危险，你就要发动所有的力量严加防范，一发现一点点不对，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并以此给家长施压，让家长足够重视。争取在没有出现“后果”之前，说服家长，让孩子在初期接受必要的治疗，对孩子是有好处的。
4、对孩子多一份爱心，让他看到“阳光”，引导他将眼光投到世界的光明之处。并进行耐心持久的心理引导。

最后，我还是建议你能说服家长，告诉家长，所有心理问题在初期的治愈的概率比中晚期大得多。

不知是你是你想要的答案，仅供参考。

w97021134老师：
1、学生发生这种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你要果断的采取措施，找到问题的症结，并发动家长、学校、老师和同学共同对其进行开导。
最好是建议家长带他去正规的心理科进行治疗。有时太多的犹豫和不当的好心，会带来无法弥补的后果。

2、不管怎样，如果你发现这个学生有自杀的想法，你必须要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并且要向学校领导报告，并协助家长和学校对该生进行心理辅导。
并且对你作为班主任要有“第一手”的记录。与学生谈话情况教育过程，对家长的提示和向学校的汇报以及相关的心理教育，你都必须做好记录。

3、请问你的学生现在读几年级了？如果是毕业班，那就可以用教师特别关注或家长陪读的方式将这段时间过完，考试之后，再建议家长带他去进行专门的心理治疗。并且在学习中，按学生实际情况安排学习任务，防止过度紧张。

周老师，我现在终于看到了希望，这几天我每天都睡不着，总想着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事。我也为家长不理解我而苦恼。看到你给我的建议我真的觉得这个孩子有希望治好了。我会尽力做家长的思想工作的。至于说到转班那只是班上代课老师的建议， 我从没想过将他转到别的班去。因为他是我老婆的弟弟，如果连我都不能容忍他在我班上，还会有谁容忍他呢。事发后他的一句话我这一生都不会忘。他含泪给我说：“你是我最信任的人，我对你的为人还有各方面都很满意。”这句话是那天我叫他家长带他走之前和他一起去教室收拾他的东西时他含泪给我说的。听了这话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他平时对我那么信任，我却因为他是我亲戚而打了他几下，这使我更不能原谅自己。所以这几天我总会偷偷去教室外面看他在做什么，不过我不敢叫他知道我在偷看他，我怕他会因为我这样心理会有压力。我也不想叫那么多的人知道他心里有问题。所以我会尽量做他的家长的工作，先不会去找学校说这事。我现在想好了，只要能叫他好起来，我可以做任何事。假如有一天真有什么事发生，我想我的良心也不再有任何不安了。谢谢你了周老师。以后有事可能会再麻烦你的。希望还能得到你的帮助。

不客气。谢谢你的信任。
附一个教育材料
"十年自杀企图者"首次公开自述今天是世界第四个预防自杀日。最新的一份数据显示，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已经超过2600万，其中10%－15%的抑郁症患者最终将死于自杀。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自杀很快将升为我国第二位的杀手。记者昨天从第四次“上海预防自杀研讨会”获悉，抑郁患者最担忧的是被人知道自己的病情。
　　在昨天召开的第四次“上海预防自杀研讨会”出炉了首份“民间自杀干预研究显示”，近50%的被干预对象在自杀未遂，首次被干预后拒绝接受随访。上海预防自杀研究发起人之一单怀海医生透露，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抑郁患者很担心被人知道了病情受到歧视；尤其有过自杀企图、自杀观念、自杀未遂者不愿意对他人说“往事”；而这些“往事”在心中压抑得越久，爆发起来将越致命。
　　“自信抑郁症已不能把我怎样”
　　记者：长达十年之久抑郁症，甚至还看过精神科
医生，很多抑郁症患者最怕的就是别人知道，您为何愿意公开自己的隐私？
　　罗卫平：我的隐私不值钱，但可以助人。我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抑郁症患者和那些想要自杀的患者，坦然地接受他人的关心，科学地服药治疗，恢复后仍然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记者：您愿意在媒体上公开自己的隐私，需要很大勇气，您不担心被人另眼相看么？不担心别人对您指指点点说，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么？
　　罗卫平：其实，患上抑郁症以后，生命的体征就已经发生了变化，无论叫“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还是什么，说明大脑确实发生了问题，因此即使别人说也没什么不对。另外，得了抑郁症，其实就是“心灵感冒”，和得了高血压、糖尿病没有本质区别。
　　记者：您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患病经历中，是否有什么收获？
　　罗卫平：有很多收获，首先让我更懂得珍惜家人和朋友，他们付出了很多；另外，我最有成就感的收获是“久病成良医”，我现在可以去帮助他人了，而且我的这段经历还拉近了和他们的距离，这让我的价值再一次得到体现。
　　记者：您是否担心抑郁症再次发作？如果再发作您该怎么办呢？
　　罗卫平：对此，我并不担心。因为在两次发病中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认识自己，如果产生了初期症状该怎么处理，什么时候该看医生、该吃药，我会科学地处理，并且不再有顾及。既能认识自己，又不讳疾忌医，我相信抑郁症不能把我怎么样了。
　　“我用经历打动自杀未遂的网瘾少年”
　　“姐姐为了我专门学了心理保健师”
　　罗卫平说，他的爱人为了让他出去见见人，专门让他去楼下拿报纸，可是每次下楼之前却要在6楼的窗台往下看很久，直到确定没人才飞快地下楼，再快跑上来。
　　“姐姐是整形美容外科的医生，人在北京，可是为了我她专门学了心理保健师，还一次次来看我、开导我，我虽然理也不理，但我知道她在拉着我；朋友甚至是砸门进来，把我拖出去喝酒的，那些北大荒的兄弟用的方式尽管野蛮，但让我的情绪有了宣泄；我和爱人是做知青时的患难夫妻，我无数次看到过她偷偷掉眼泪，也是那些眼泪一次次打消我的念头……”回忆起五年来的经历，罗卫平感慨万千。
　　终于在2004年的10月中旬，经过药物治疗和心理调试再一次打败了抑郁症后，罗卫平“醒”了过来，他开始有意识的回归社会。作为回归社会的第一步，他专门到北京去看了哥哥、姐姐；接着又去了当年插队落户的北大荒找了老朋友。在2005年8月，罗卫平更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读了心理咨询师培训的第8期，并考取了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开始为他人“医治”心灵。
　　“在近五年里我既不出门也不见人”
　　到了1996年五一节前后，经过药物治疗和自我心理调试的罗卫平终于重新看到了生命中的“阳光”，从“轻生的念头”中走了出来。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阳光”太短暂，仅仅4年之后，2000年7月，他的抑郁症再一次爆发，这一次来势更加凶猛，他开始了无数的计划着、研究着“怎么死”，而不再是“怎么活”。
　　“还是力不从心惹的祸，如果没有那么多亲朋好友用情感顽固地‘拉住了’我，认为自己真的不行了的想法，可能真的已经杀了我。”罗卫平说，在新世纪之初正是网络开始流行，原本擅长知识产权案件的他，再一次觉得“力不从心”，自己的英文不行，电脑不懂，他说自己有时在庭上不懂装懂。这种痛苦给了他更加沉重的打击，他觉得自己已经被这个充斥着外语和高科技的新世纪抛弃了，他开始“故意”和同事疏离。
　　到了2001年，时年50岁的罗卫平退休了，他有了名正言顺地躲在家里的理由。在这一次新世纪开始的近五年间他既不出门，也不见人，连电视也不看，不断地在心里琢磨到底是“跳楼”，还是“自缢”……
　　“到精神卫生中心拿药都是我老婆”
　　“说我‘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我是受过教育的人，我知道这就是说在委婉地、学术地告诉我‘你脑子有病’。”罗卫平说。他告诉记者，当时他非常担心自己的事情被别人知道，一个堂堂的庭长居然“有神经病”，如果传出去肯定是个“笑话”。
　　当时，在罗卫平看来，精神卫生中心绝对不能进去，更抗拒治疗，因为他无法相信自己真的生了这种病；但是病还是要治，药还是要吃，因为还有工作要做，还有老婆和孩子牵绊着。于是，他想出来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吃药自己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拿药让爱人去。
　　“力不从心让我第一次有轻生之念”
　　罗卫平是本市某区人民法院的高级法官、庭长，事业美满、家庭幸福。在1995年，44岁的他却突然陷入了人生的第一次低谷期。“我突然间开始觉得身体不舒服起来，有时突然趴在桌子上，半天就没有知觉地昏了过去，那时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在各大医院各科室每天看病，但就是查不出病因。”罗卫平说。最后在某个精神卫生中心确诊为“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其实，现在想起来之所以会患上抑郁症，是力不从心的感觉让我陷入无法自拔；当时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由我经手审判，眼看着国有资产的流失我却无能为力，我觉得这是自己的无能，并且怎么也无法走出来，我突然间对自己生存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好像我活着并没有太多用处。”罗卫平说，“当然，现在走出来了，才知道，其实完美永远只能是一个理想，如果苛求的话则往往‘心理受伤’。”
　　“半年来，我碰到的几乎都是‘钉子户’，其中有一个是第一次自杀未遂，随后又沉溺于网瘾的少年，今年在我的帮助下他考上了大学，开始了新的生活。”罗卫平得意地说。要帮助这样的少年并不简单，为此罗卫平像“膏药”一样在网吧贴了少年两个月，慢慢地少年竟然被他打动。
　　“我用的是活生生的例子，就拿自己现身说法，否则走不进孩子的心；当我告诉他其实我自己有抑郁症时，他刚开始有些惊讶，甚至不信，可是当我讲了自己的事情后，情感上的共鸣很快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沟通开始了，很快，这个孩子回来了。”
　　罗卫平曾经是一位优秀的高级法官，现在他是一名二级心理咨询师。不过，在昨天的第四次“上海预防自杀研讨会”上，罗卫平却表示，十年间他曾经是一位有严重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今天是第四个世界预防自杀日，罗卫平通过本报独家公开与“自杀情结”抗争的经历，他也是上海重度抑郁症患者愿意直面公众的第一人。
　　“我是知情人，之所以现身说法，是因为我希望抑郁症患者，尤其那些有自杀观念、自杀未遂者看到后，能够体会到这一切并不丢人，要勇敢地和‘心魔’斗。”罗卫平说。他坦然表示，想自杀的人最怕的就是被人知道；但是他现在不怕，他希望人们能够爱惜自己的生命，远离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