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三个人
安徽省巢湖市柘皋中学　唐金龙　［238062］

今天下午，高三学生离校了。三年来，和他们朝夕相处，虽说有许多的烦恼，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在心里还是感到空荡荡的。此刻，我就走在四楼的走廊上，一百多米的走道上黑黑的，静静的。走了一趟，我又走了一趟。
想到平时看过的一些书，此时我突然间想起三个人来。
首先我想起了萨克斯。
1814年，安东尼生于比利时的迪南小镇。他在21岁时发明了一件奇特的乐器。这乐器有类似木箫的吹气口，同时又有号角般的圆锥形筒，而金属圆筒竟带风琴那样的按键。
　　安东尼想把这件新乐器介绍给巴黎音乐界，但法国乐器商根本没把一个比利时来的无名小辈放在眼里。上层音乐家们也对新发明不屑一顾。
　　1844年，作曲家柏辽兹为安东尼争取到了一个在巴黎音乐会上演出的机会。但就在去演出的路上，意外又一次降临，安东尼的乐器从马车上掉下来，摔成两半儿。
　　不过安东尼最终还是抱着破损的乐器登上了舞台，吹奏时他的双手一刻也不能离开乐器，否则铜管就有可能掉下来。因此安东尼没法儿翻乐谱，只能凭记忆演奏。有几次，由于过度紧张忘记了谱子，他就干脆持续吹一个长音，直到想起谱来再继续演奏。法国观众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声音，顿时喜欢上了那些荡气回肠、委婉曼妙的长音。
　　不用说，能奏出这种特殊效果的乐器一下子成了巴黎音乐界的宠儿。接着，法国政府将他的发明列为军乐队必备的乐器之一。1846年安东尼申请专利时，根据自己的名字，安东尼·约瑟夫·萨克斯，将这件乐器命名为——萨克斯管。
他的乐器可能是摔坏了，但摔不坏的是他的执着和坚强。人们不知道他吹的是什么，但那美妙的乐音还是征服了所有的人，所以他成功了。他的成功，是他性格的成功，似乎和他的智商关系不大。
我就想到，我们平时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时候，着重培养他们的是什么呢？就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而言，我们特关注的可不是诸如品德、毅力等方面的非智力因素，而是分数、金牌什么的所谓“硬指标”。于是，在应试的魔圈里培养学生的观念也被异化了。
更可怕的是，这种异化的观念，学校领导倡导，家长支持，主管部门同意，甚至整个社会默认。而有了这样深厚的背景，要起真正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谈什么信念和品质、道德和追求岂不是“赶鸭子上架”？
作为教师最痛苦的一点就在这儿。自己的职业理想不能体现在平时的工作实践当中，所做的事有很多都是违心去做的，并不是自己所喜欢的。明知道教育孩子品德、毅力重要于分数和成绩，可大大小小的考评和评选，看重的还明明就是这些。痛苦呀！
在萨克斯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品格对于一个人的最终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许多成功人士的例子都足以说明这一点，可我们现行的教育模式还不是以培养学生这种品格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在夹缝内生存的我，该如何走？
第二个想起的人是阿卜杜勒·卡拉姆。
想到他是因为他在平时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关爱的情怀。这对我们从事教育的人来说是极为看重的。
70多位科学家一直在忙碌地研究一个科学项目。因为工作压力很大，所有的人都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但由于大家对老板很忠诚，所以没人想放弃工作。
　　一天，一位科学家走进他的老板办公室说道：“先生，我给我的孩子许诺，今天带他到镇上看展览，所以今天我想下午五点半离开办公室。”
　　老板回答道：“好的，你今天可以早点下班。”午餐过后科学家像平常一样投入到工作中。当他忙完手中的工作，他看看手表，发现已经是晚上八点半了。
　　在回家的路上，想着对孩子的承诺，这位科学家一直在深深地自责。回到家，他没有见到孩子，只有妻子一个人坐在大厅里看杂志。
　　他问妻子，“我们的孩子呢？”妻子惊讶地说：“你不知道吗?你老板下午五点一刻到咱们家，带孩子去看展览了。”
　　原来下午五点时，他的老板看到他还在全神贯注地工作，他想如果现在提醒这个人离开，他一定不会丢下工作的。但是他已经给了孩子承诺，于是老板决定代替他去兑现对孩子的承诺。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科学家在巨大的压力下，仍然一直跟随他们的老板在顿巴（印度小镇，印度航天发射中心）工作。他就是现任印度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
他对下属表现出的细致入微的关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按说日理万机的老总怎么可以顾及到下属对孩子的承诺。他完全可以摆出堂皇的理由要求下属以工作为重，而要以这样理由来说还是在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和原则性，是合乎工作方法的。但是，他确实做到了“以人为本”，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他的举动告诉我们：将下属的问题哪怕是细小的问题考虑到了，解决好了，就可以极大地给下属以鼓励，从而激励他们更好地投入到本职工作之中去。
应该说关心下属的老总不少，但阿卜杜勒·卡拉姆的这种关心是细腻的，是“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关心最能温暖人心，最能给人信心和希望。这对从事教育的人来说也是深有感触的。
我们平时也提对学生关心，心有许多举措和安排。但扪心自问，动机和效果可能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对特困生的经济救助，我们并没有做细致的调查工作，而是要学生本人申请，在班级里公开朗读，然后组织学生投票，使得许多出于自尊考虑的真正的特困生放弃了申请。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有更妥善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的，但我们往往为了所谓的程序公平而忽略了本质上的关爱情怀。
对于现在不少的“留守学生”，我们似乎也还没有真正的关心。虽说有集体过生日，虽说能给予他们一点物质上的资助，虽说也找他们个别谈心，但总觉得那是工作的流程，是为了写出什么计划、安排、总结而来做的。我们真正在内心深处接受了那些留守学生了吗？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兄弟姐妹看待了吗？
黑暗处的风还有丝丝的凉意，而想到这里，我的额头在渗出汗珠。
第三个我想到的人是玛格丽特·米切尔。
有一位作者被邀请参加笔会，坐在她身边的是一位匈牙利年轻的男作家。她衣着简朴，沉默寡言，态度谦虚。男作家不知道她是谁，认为她只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作家而已，于是他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
　　“请问小姐，你是专业作者吗？”“是的，先生。”
　　“那么，你有什么大作发表吗？能否让我拜读一二部。”“我只是写写小说而已，谈不上什么大作。”
　　男作家更加证明自己的判断了。他说：“你也是写小说的？那我们算是同行了，我已经出版了339部小说，请问你出版了几部？”
　　“我只写了一部。”男作家有些鄙夷地问，“噢，你只写了一部小说。那能否告诉我这本小说叫什么名字？”
　　“《飘》。”女作家平静地说。狂妄的男作家顿时目瞪口呆。
　　女作家的名字叫玛格丽特·米切尔，她的一生只写了一本小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她的名字，而这则典故中那位自称出版339本小说的作家，已经无从考查了。
从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多”和“少”的辩证关系了吧。如果没有价值多又何用？如果价值连城，少却珍贵！
现在我们要求学生做的有一件事是非常之多，那就是没完没了的习题，老师们觉得题目做多了，自然解题能力就上去了，最起码也能有个眼熟手熟的。加之家长的极力帮腔，现在的学生书包越来越重了，各种教辅资料堆满了学生的课桌。按说，资料多了，题目做得多了，就应该成绩上去才对呀，可事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仅靠题海战术就可以取得好成绩的话，那么任何人要想获得好成绩也就不是困难的事情了，甚至可以说人人都可以通过做大量的习题来进入清华北大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说到底，多做习题也还是手段而已，真正地在于培养出学生的思维品质和实际能力。只有能力提高了，解题的方法的技巧才能悟得出来，而机械地做题只能使学生的思维越发僵化。
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我们总是想方设法让学生尽量多学，从琴棋书画到奥赛航模，从新概念作文到发明创造，似乎学生都要学习而且要求必须学好。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不分具体情况，一味强调什么都学是欠科学的。生活中就有许多的学生因为学得太多，结果什么都没能学成。
想起小品演员的一句调侃：“浓缩的都是精华。”是的，不要让学生只是贪“多”，有时“少”一点还更有利于他们走向成功呢！

您所说的每一个人都给了我启发。
萨克斯告诉我做事要执着；阿卜杜勒·卡拉姆告诉我教育要注重细节；玛格丽特·米切尔告诉我做事不要贪多。事实上，一生能做好一件事，就很不容易了！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