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中不断突出的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引起了政府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然而，另一个庞大的群体——农村留守儿童却被忽视。直到近几年，这一问题才慢慢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缺少父母监护和关爱的情况下，这些留守儿童、少年面临的最大问题和困境是什么?父母双方外出务工后对这些留在家的儿童少年的生活、教育、性格行为和安全等等方面有哪些影响？农村学校和老师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吕绍清。
中国教师报：您能否先介绍一下，现在我国大概有多少留守儿童？这一数量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
吕绍清：现有的研究中，对全国留守儿童总数的统计数字从800万到7000万不等，这些数字都是不可信的。
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亲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则有近2000万，其中学龄儿童占44％，应该有八九百万。而2000年夏天，我们在北京朝阳、丰台、石景山三个区对619个农民工家庭的问卷调查发现，这些家庭的903个学龄儿童中，只有35％的孩子跟随父母在北京读书，65％的学龄儿童被他们的父母留在了家乡。根据这一调查推断，从局部或者某些地区来看，农村留守儿童的群体规模远远超过流动儿童的数量。
而在我们这次调查的家庭中，父母打算在2-3年内把孩子带出来的只有10％，而打算把现在带在身边的孩子送回去的有20％，从这一数字看，留守儿童的数量应该是呈现为一个总体增长的趋势。
中国教师报：这些孩子总体上存在哪些比较明显的群体特征？
吕绍清：从年龄上讲，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占主体。在我们2004年调查的187个农民工的245个孩子中，75％的孩子都处于义务教育阶段，20％的孩子上高中。在小学阶段，随着年级的增长，留守儿童的比例就越高。初中阶段，留守儿童大概能占到75％。
从性别来看，留守女童明显多于男童。
留守儿童的留守时间都比较长，3年以上的占到80％。
因为农村学校的撤并，65％的留守儿童不得不到外村上学，但是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常常因为天气等原因影响出勤率。而且上学路途比较遥远，存在安全隐患。
父母监护缺失，留守儿童生活、教育等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教师报：“留守儿童”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存在哪些问题？
吕绍清：我们发现，虽然留守儿童没有像流动儿童那样引起同样的社会关注，但是，这个群体其实更加弱势。
农村儿童的父母双方外出务工后，意味着留守儿童父母监护位置的缺失。访谈中我们发现，父母外出务工后，农村留守儿童大概有四种被监护方式。一种是隔辈监护，监护人是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他们是留守儿童的监护主体，在我们访谈个案中，他们占监护者总数的90％左右。第二种监护方式是上辈监护，监护的主体是叔叔、婶婶，舅舅、舅妈，姑姑、姑父，姨、姨父，干爹、干妈。这类监护在我们的访谈中所占的比例不是很大，约5％左右。第三类是同辈监护，监护者是哥哥、嫂嫂或姐姐、姐夫。最后一种是自我监护，实际上是监护缺失，也就是父母外出务工后，把监护权交付给了留守儿童自己。
我们的调查显示，第一类监护人的年龄大都在60岁以上，年龄最大的是82岁，最年轻的是53岁。这些人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监护人曾经当过小学教师。虽然他们之中大部分的监护者能够给留守儿童在生活上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但是，由于一些监护人年龄偏大、身体有病、生活不能很好地自理等等原因，他们不但不能为留守儿童提供一些生活的照料，相反，留守儿童在洗衣、做饭、买药看病等等方面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监护人，这类对留守儿童的监护实际上变成了逆向的监护。我们在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访谈中发现，一些孩子把他们被留在家乡的原因之一归结为能够照顾爷爷奶奶或是姥姥姥爷。在对农村流动父母的访谈中也发现，他们一部分人把孩子留在家乡的原因是能跟老人做个伴或帮帮家里老人。
留守儿童生活的逆向监护不但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大的负担，而且给他们的学习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他们替代父母照顾老人的生活，在很小的年纪就过早地承担起成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一切对他们现在和将来的全面成长和发展都是很不利的。
第二三类监护者一般是年纪较轻，文化水平也较高。虽然这些人的监护能力比较强，但是因为监护的孩子过多而导致监护质量下降，在我们的调查中，最多的一对监护人监护了6个孩子，质量可想而知。而且，他们有可能因为这样和那样的原因，如监护人也要外出务工、或者被监护者与监护者本人或是跟他们子女之间的矛盾冲突等等原因而更换监护人。在调查中有35％的孩子表示他们曾经更换过监护人，孩子要不停的适应各种监护人的性格以及生活环境，这些都给孩子造成了精神上的负担。
而自我监护的留守儿童往往除了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外，他们还要承担起农业劳动力的角色——照顾好自家的农田。
除了父母监护的缺失，留守儿童的留守不是静止的，而是一种动态的留守。访谈中我们发现，约有50％左右的农村留守儿童都有过跟随父母在城市流动的经历。这里的流动不是指孩子对父母的短期访问，而是指他们跟随打工父母在城市生活或学习半年以上的经历。一般来讲，在小学阶段，留守儿童的留守处于动态活跃阶段，他们经常处在流动——留守或留守——流动不断交替的过程中。在进入初中阶段后，儿童留守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很少有在初中学习阶段再发生流动。
由于父母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儿童在留守——流动或流动——留守不断变换和交替的过程中成长。这种生活的动荡和学习环境的不稳定状态对他们的生活、教育等等方面都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农村学校和老师有义务给留守儿童更多的教育和关心
中国教师报：您刚才提到，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对他们的教育也会产生消极影响，主要表现有哪些？
吕绍清：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孩子教育的负面影响是非常突出的。首先，由于很多孩子长期见不到父母而产生强烈的思亲感觉，导致他们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滑坡；其次，孩子在学习上得不到父母的督导而失去自觉性和兴趣；第三，监护人受教育水平所限对留守儿童学习监护无力以及其“读书无用”的观念，为一些留守儿童旷课、逃学以及辍学提供了理由和机会。
我们的调查还发现，部分留守儿童在性格行为上在向两个极端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有些孩子因为感到父母保护的缺失而变得胆小、懦弱；另一方面，有的留守儿童因为没有父母的约束而行为失范，变得脾气暴躁、任性、打架斗殴、打骂老师和同学，甚至是长辈。这些变化都间接的影响了学习。
当然也有部分儿童的心理行为发生令人欣慰的积极变化，生活能力和学习自觉性提高，自我约束增强，更富有责任感，等等。
中国教师报：留守儿童对农村学校和教师的工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吕绍清：首先，留守儿童对学校管理提出了挑战。因为留守儿童很多都是处于流动与留守之间，学习间断现象严重。很多时候他们辍学了，学校却很难确认，一般的学校管理对他们失去了有效的控制。
有些孩子是从城里的打工子弟学校回来的，成绩不好，所以留级生在留守儿童中比例不断增加。
而且，因为就像刚才提到的，有些孩子行为出现偏差，违反纪律等现象也比较突出，还有一些学生跟不上学习进度，这些都给老师增加了很多负担。
中国教师报：农村学校和老师应该或者说能够在教育“留守儿童”方面做哪些工作？
吕绍清：以我们这次调查研究的河北省张北县为例，他们那里的学校就做了很多工作。
首先，他们提高了“留守儿童”意识。学校、老师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现在这个地区已经比较全面的了解了留守儿童的整体情况。只有了解他们才能帮助他们，这是前提。
他们还成立了“留守儿童活动中心”。留守儿童最缺乏的就是家庭关系，他们想通过这样一个中心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在老师的帮助下，留守儿童自己做中心的主角，孩子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相互倾诉，相互了解和关心，给他们一种类似于家庭的感觉。
不但如此，他们还通过这个中心对老师进行特殊的培训。因为现有的教育体制对老师的培训仅限于学科培训，至于如何提高孩子的生活技能，自我保护能力，排解心理压力的技能都没有。而这些对留守儿童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些报道，留守儿童和监护人之间出现一些问题，有些孩子甚至受到伤害。通过这个培训，老师随时就可以把这些知识传达到留守儿童那里。
同时，当地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在争取建立“寄宿学校”。根据现在的规定，只有在离家5里以外的孩子才能住校。但是如果能让小学阶段的留守儿童都能住校，对这些孩子来讲，无疑是有好处的。
学校平时还会组织一些文体活动，给留守儿童一些家庭的温暖。
另外，在留守儿童比较多的地方，教育部门应该建立“留守儿童档案“。这个档案包括他的家庭情况，父母的联系方式，等等，加强学校和家长的互动。这个事情好像还没有多少地方在做。
中国教师报：据您了解，像张北县这样关注留守儿童的地区多吗？
吕绍清：可以说，现在还是没有多少人重视这个问题。我到过的很多地方人们根本不知道留守儿童的概念，更谈不上关注他们。
我们刚刚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只有一些城市媒体以及专家学者在关注，政府只关心劳动力输出多少，解决多少就业，至于由此产生的留守儿童问题，则不在他们的关注之列。虽然学校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是因为教师的负担重、待遇低，也是感到无能为力。
但是，张北县在这方面的这些实践让我感到很欣慰，说明我们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中国教师报：我们知道，在中国，本来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就不足，农村学校和老师的负担本来就很重，他们是否有义务承担这些留守儿童所需要的额外的教育和关怀？
吕绍清：我认为有。当然不只是老师、学校，当地政府、村庄等大家都有义务关心这些孩子。只是学校以及老师跟孩子接触最多、最直接，而且教师的工作决定了他也是最容易给这些孩子关心和教育的。所以，农村学校在方面义不容辞。
中国教师报：不过，就现有的农村学校和老师的水平，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人力上，他们是否有这个能力做这些事情？
吕绍清：农村学校确实存在困难，刚才提到的建立寄宿制学校，现在关键问题就是缺经费。
但是可以想办法解决，比如说经费的筹集不要只争取政府拨款， 还可以主动争取社会的支援。张北县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留守儿童活动中心”就是争取到了英国儿童救助会的支持。
另一方面，农村学校的师资一般比较紧张，老师的负担重，不过每个学校总会有一些老教师，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不太适合现在的教学，但是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我觉得农村学校可以充分的把这些老师利用起来。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关键还是在城市
中国教师报：留守儿童问题提出已经很多年，为什么迟迟不能解决？您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教育部门应该做的事情有哪些？
吕绍清：很多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对留守儿童本身的研究，比如说留守对他们的成长造成了哪些负面影响等。大家好像把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农村。
我觉得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研究留守儿童产生的原因。
从个体层面看，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职业特征和就业状态，以及他们较低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很多儿童的留守状态。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教育中所接受的不平等的低质量的教育也对他们的留守状态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访谈中，我们经常听到农民工把孩子留在老家读书的原因归结为“农村的教育质量比北京学校好”。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农民工所指的“农村的教育质量比北京好”有两层含义。其一，所指的北京学校并不是北京的公立学校，而是那些大都没有被政府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虽然这些学校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了最基本的接受教育机会，但许多家长反映打工子弟学校质量不好，孩子在这些学校读书学到的东西太少，不少老师也没有教师证。而老家的学校比打工子弟学校正规，教学质量有保证，课程设置也全面。“农村的教育质量比北京好”的另外一个含义，是指北京和全国其他地区使用的课本和学制不统一，导致一些农民工子女从北京公立学校或打工子弟学校转回老家读书后跟不上当地学校的教学进度。
从制度层面上来讲，前几年，城市对于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限制主要体现为政府的歧视性政策，核心是指导思想上明确规定要在户籍所在地就学，具体措施上规定城市学校收取借读费。
但是，2003年以来，新一届政府明确规定流动儿童要和城市儿童一视同仁，借读费也宣布取消。从道理上讲，在借读费为零或者微乎其微的条件下，大量留守儿童将结束留守生活，随同父母进入城市读书。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我们的大量访谈发现，事实上城市学校并没有执行中央的政策精神，借读费、赞助费仍然普遍存在，而且收费水平仍然很高。城市学校这些行为构成了留守儿童进城的基本制度障碍。
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解决巨量儿童留守的问题，最重要的工作是打破城市学校本身的坚冰。
首先，城市要加强对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实施监督。
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六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政策是有了，但是实施的并不好，现在对流动儿童的收费还是存在。我们的调查显示，北京有些学校也明确指出“借读费”已经取消，但他们要收一点学生课桌费或赞助费，否则，就说没有位子。
第二，政府应该加大对打工子弟学校的管理和扶持，使农民工子女也能在城市接收优质的教育。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大概有24万流动儿童，10％以上都在打工子弟学校。现在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政策已经不再是“打压关闭“，已经承认了它们的合法地位，但是在实际的帮助上不是很多，我觉得政府可以在师资培训等方面给予帮助。
第三，户籍制度对打工者的制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但是我想可以给农民工一些政策上的优惠。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农村和城市、政府和学校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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