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孟母堂”电击教育的“宽容与自由”[/B]  
 
  时间：2006年08月25日11:36   【来源：国际在线】　作者：舒圣祥

　　早些时候在上海诞生的全日制私塾“孟母堂”，继被当地教育部门叫停之后，又等到了来自教育部的首次回应：打着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名义的全日制私塾违背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的精神。（8月24日《东方早报》）教育部法制办副主任张文表示，在美国的几个州，州政府确实允许有条件的学生在家接受义务教育，但在中国，实施义务教育就必须入学，进合法的学校。一旦有人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进行全日制的私塾教育，政府就一定要干涉。

　　从“必须”、“一定”这些措辞强硬的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教育部对全日制私塾的鲜明态度，可以说几乎是有些“气急败坏”的，不禁让人想起《王制》里的“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而“政府就一定要干涉”无异于说“复古搞私塾，背离学校教育，杀。”

　　实话实说，我并不十分赞同“孟母堂”的教学形式，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教学内容，但我知道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能强加于任何人，尤其是“孟母堂”的家长们。换句话说，我不赞同全日制私塾，但我能容忍“孟母堂”，能宽容视之。就好像很多人不信仰宗教，但依然能宽容宗教信徒一样；反之亦然。当然，宽容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违背社会共同制定的法律（恶法除外）。

　　那么，“孟母堂”的家庭教育形式，是否违背法律呢？教育部认为它“违背了《义务教育法》的精神”，这话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说，实际就是“并不违背《义务教育法》的条文”。而这个“法律精神”如果没有以具体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是不可以直接用之于执法活动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法律规定了孩子有接受教育的义务，但是，对于接受怎样的教育，我想公民应该是有选择权的。“实施义务教育就必须入学，进合法的学校”并未见诸法律，既然法律并未明确排斥家庭教育的形式，那么“法不禁止即可行”的原则应该是适用的。何况，世界各国大多允许在家教育，教育部亦承认了这一点，这时候是否可以扯上点“国际惯例”呢？

　　明乎此，教育部指摘在“孟母堂”里“学不到许多爱国主义的教育内容，也不能保证学生军训等活动”，成不成立都是次要的，只要选择家庭教育是法律并未禁止的自由。因此，问题的关键仅在于，教育部门能不能突破喜同恶异的思维习惯，对于“破坏教育大一统”的家庭教育有没有一个宽容的心态。正如胡适先生在《容忍与自由》里说的：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而一切“不容忍”皆来自那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

　　其实，我倒认为我们提倡的素质教育之所以一直深陷在应试教育的泥坑里，原因正在于缺乏“宽容与自由”。或者说，因为不宽容所以不自由，因为不自由所以只能应试。一样的教材，一样的教学模式，一样的教学安排，一样的教师管理，一样的考试内容，宽容的东西太少了，自由的东西太少了，条条框框的东西太多了，又如何“素质”得起来呢？诚然，“孟母堂”也许谈不上就是素质教育，但至少是对教育“宽容与自由”的一次电击，因为教育本就没有什么“绝对之是”，更何况只是“教育部门主张的绝对之是”呢？

    爱国主义不是教育部的专利
 
    2006-08-26 10:16:12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中国观察之秋风专栏
　　
　　上海孟母堂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教育部才姗姗作出回应。教育部法制办副主任张文日前称，全日制私塾违背《义务教育法》严格保障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精神。按照张氏的解释，法律所规定的九年义务制教育，不是国家的财政义务，而纯粹是孩子的义务:孩子必须进教育部门所认可的学校接受教育。

　　为说明这一点的必要性，张氏列举了不得举办全日制私塾的主要理由:第一，学生在私塾里学不到许多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没有军训等活动。第二，学生的自立及与人相处等能力都将会缺失。而缺乏了这两者，对孩子的身心成长极为不利。

　　依据常识与经验就可发现，这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

　　爱国主义是一种高尚的情怀，每个公民都理应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父母的教诲、通过参与社区活动，通过与他人的广泛交往，人们大体可以形成基本的爱国主义情怀。当然，教育也很重要。但教育不是培养人们爱国主义精神的唯一渠道，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渠道。

　　更进一步，学校所进行之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是不是必须由教育部规定？是不是只有教育部所认可的爱国主义的内容和教育方式，才是孩子唯一可以接受的爱国主义内容，才是唯一能够有效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的方式？按照目前教育部官员的说法，教育部似乎认为自己有垄断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的权力。

　　这种想法是专断的。爱国主义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无人可以垄断。何为爱国主义，什么样的人是爱国者，一个人应当如何爱国，以及应当通过何种方式教育孩子的爱国主义情操，这些问题只有社会能够回答。它需要精英与民众共同讨论，形成某种共识，而这种共识是可以在边际上变化的。这种公共辩论过程对于人们形成健全、理性的爱国主义，十分重要。假如爱国主义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被某个部门垄断，爱国主义就很可能滑向民族主义。

　　张文女士又批评私塾不利于孩子培养自立能力，所以家长必须送自己的孩子进教育部门认可的学校。她说这句话的前提是:教育部门认可的学校一定可以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然而，大约就在张文女士大谈自立问题的时候，已经考入大学的孩子的父母们正睡在清华大学操场上。父母们为什么要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是，父母不相信学校已经让自己的孩子具备了自立的能力。

　　是的，今天恐怕没有多少父母相信，学校能够教给孩子多少自立能力及与人相处的能力。今天政府所认可的教育系统基本上变成了科举化的应试机构，这些学校除了教给孩子应试的技巧之外，没有教给他们别的能力。学校没有教给孩子学习的能力，甚至他们所学的那些东西究竟是不是真正有益的知识，都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孩子们拼命地考英语、考奥数，究竟有多大用处？

　　可以说，现行基础教育体系已然百弊丛生。对此，包括家长、教育专家、公共知识分子在内，社会已有定论。也因此，不少有识之士积极寻求改革之道，包括恢复中国私塾传统，从而寻求补救当下教育体系的缺失。假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确实对教育的未来具有责任感，则理应鼓励这样的尝试、创新。要知道，这样的创新不需要教育部门花一分钱，假如其成功，教育部门凭空可以获得某些经验。

　　当然，有尝试就会有风险。教育部门担心孩子在这些试验性质的办学机构中得不到完整教育，自可理性地提出改进意见，比如，与孟母堂协商，劝其加入教育部认为一个孩子必须接受的教育内容。然而，教育行政部门却没有这样做，而选择了最懒惰、最粗暴的办法:关闭。在教育行政部门那里，教育行政管理就是制造并维持教育部自己所认可之学校对教育的全面垄断，并禁止一切在此体系之外的尝试。然而，仔细探究《义务教育法》的立法意图和精神，立法机构是否有意授予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如此广泛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在法治社会中，这样的权力是否具有正当性？

　　(作者系北京学者)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孟母堂”难承如此之重
 
    2006-08-26 10:16:10  来源: 南方都市报  
 
　　
　　
　　来信/来论
　　
　　近年无论是蒋庆先生掀起的读经热，还是改头换面的国学班、私塾书院，甚至近日对孟母堂举起黄牌引发的讨论，都表明国人对国学复兴的热情，但国学复兴热情的背后，却承载了太多:“熏陶人文性、人格提升、教化世道”的功利价值意识。

　　其实，国学若作为个人兴趣，提倡未尝不是好事，但一旦提升到“熏陶人文性、人格提升、教化世道”的高度，学者们未免太不自量力了。记得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向话语圈子里的朋友提议，通过三面镜子来反思自我:其一是中国的传统，其二是外域文化，其三是距我辈最近，同时也最易被漠视的则是沉默的大多数，尤其后者更应是反思话语圈朋友们说话的一个重要尺度。

　　我想对传统和外域文化的继承，若没有结合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的民生，无论它是多么的绚丽与迷人，自然难以在现实中生根发芽，那样的文化或传统只是象牙塔里几个学人、腐儒把玩的小雅致，虽博雅但因道德高调，自然缺乏实践行动的土壤，自然难以维系下去。而对于“被漠视的沉默的大多数”，不仅是同情和需要说真话，更觉得以行动来改变不好的现状。

　　面对那些提倡“熏陶人文性、人格提升、教化世道”这些功利追求，我认为:与其钻进故纸堆里品读僵死的教条，不如睁开眼睛，多看看我们大变革时代下的人情风貌，自然比那些“陈言高义”切实得多。君不见丛飞、白芳礼老人的事迹，不感动得你落泪么？

　　宋金生
 
 

    今天，中央电视台十二套就有关“孟母堂”事件作了专门报道。

孟母堂被叫停，背后存在的是利益之争，私人教育会挑战政府教育机构的权威和利益。
虽然，有的地方教育机构不是很负责任，但是他们有一种心理：我做不好的你也不能做，
再说了，一个学生9年得花多少钱？绝对不能流到外人田里的。

    守住教育底线，才有资格管理孟母堂
 
    2006-08-27 15:20:29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薛涌

 
　　
　　最近，教育部法制办副主任张文明确指出上海私塾办学的孟母堂违反了教育法的精神。孟母堂的命运危在旦夕。

　　政府部门出来干预这样的民间私学，于法理上说不通，在政策上不明智，实际上还是固执于计划经济中全能政府管社会的思路，妨碍了中国教育的进步。

　　首先，“义务教育法”之所以不叫“强制教育法”，因为其目标是保证政府对社会提供必要教育的义务，而不是保证政府在这方面的强制权力。也就是说，纳税人缴了税，政府就应该提供相应的服务，比如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是，当纳税人不需要这种服务，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时，政府就不该管闲事。只有当某些家长剥夺了自己的孩子受教育权利时，政府才可以以保护孩子权利的理由出面干涉。也正是因为如此，义务教育法在大部分现代国家都有，但并不与私立学校冲突。

　　孟母堂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一所私立学校。地处依河而建的独栋别墅，屋内全套红木家具，仅12个学生，按年龄分别在不同的教室中学习，秩序井然。这样的办学条件，特别是在师生比例方面，在中国的大城市也算上乘。《义务教育法》要求国家为适龄学童提供基本的教育条件。而目前贫困地区不知有多少学童没有学上，或者在危房里读书。这些问题政府尚无资源解决，怎么会有闲心思来管这么一所教育条件优越的私立学校？

　　其实，教育部官员在批评孟母堂时，并没有涉及办学条件，主要谈的是教育内容，比如没有军训，学不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等等。我们这些成人都是在爱国主义教育中长大的，都明白这种教育充其量不过是背一些教条而已，实效如何实在很令人怀疑。难道我们不能换一种方法，用“行”而不是“言”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吗？当政府保护老百姓干自己想干的事情的权利，使他们能够按自己的想法教育孩子时，老百姓就体会到国家对他们的意义，就把国家当做自己的保护神；谁侵犯了这个国家，他们就会和谁拼命。这实际上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家长，都是最大的爱国主义教育。相反，如果政府逼着老百姓违背自己的意志，让老百姓干不成自己想干的事情，无法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教育孩子，那就将人为地创造国家与人民的对立，削弱社会对国家的认同，使公民丧失爱国情操。中国目前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全球化则更使未来变得变幻莫测。孩子应该怎么为他们的生活做教育上的准备，应该学什么，就更不能靠几个在政府里的官员来计划。最好的办法，还是发挥全社会的创造力，让那些有不同经历，不同视角的家长和老师，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为孩子设计教育目标。大家都这么做，在教育中才可能创造“物种多元”的局面，更有利于生存竞争。一些发达国家，目前越来越强调这种灵活性和多元化。比如，美国的一些高中(甚至包括公立高中和大学)，教学内容只包括西方经典读本，连计算机也不教，和孟母堂十分类似。一个有生机的社会，就应该给这样的学校以生存空间，让各种各样的教育理念展开多元竞争。政府的职能是保证一个底线:让孩子有教室，有老师，有书本，有桌椅板凳，有能遮风挡雨的窗户。如果这些职责无法履行，就更没有资格管民间办得好好的学校了。

　　中国目前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公立学校能保证教育底线就不错了。政府很难再有资源进行昂贵的教育创新实验。久而久之，我们的教育就僵化，国家就会丧失竞争力。孟母堂的出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家长觉得学校里教的东西没有用。看看现在高分低能的学生，看看外企空缺的大量高薪白领职位和找不到工作也难以胜任的汪洋大海般的大学生，我们教育的失败早已经成了有目共睹的事实。如今，官办教育失败，民间有了创意和资源要改革，政府反而拦着不让改。这样的政府，实在令人失望。

　　中国教育的生机，除了义务教育有充足的经费外，还在于出现各种各样的民间教育机构，如孟母堂、雅典学堂、工学堂、理学堂等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教育部门几乎已经成了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这个堡垒不被攻克，我们的市场经济就得不到人才供应。我希望教育界人士在面对未来时，多想想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四分之一世纪前，没有人敢想私营企业会在国民经济中占如此重要的地位。如今怎么样？私营企业已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教育改革也是如此。政府要放弃垄断，让民间自己发展。再过四分之一世纪，中国就可能出现一大批质量优异的私立中小学和私立大学。这些学校不仅会弥补公立体系的缺失，而且会通过竞争激励公立学校提高质量。在这个意义上，保卫孟母堂，就是保卫改革开放政策在教育界的落实。

　　(作者系旅美学者)

　　专栏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有道理

    孟母堂，读经背后的故事
 
    2006-08-24 16:47:03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曹筠武
 
 
　　
    8月16日，武汉一家现代周末私塾“童学馆”开馆，国学教育又引热议

　　8月初，上海教育部门对私塾“孟母堂”举起黄牌，再次引发了舆论对“国学”的关注。本报对孟母堂进行了采访，而这次采访，最终将我们的关注引向了孟母堂的那些孩子们。

　　由于不堪应试教育的重负，放弃普通全日制教育，进入以诵读国学与西学经典为主的“孟母堂”，某种意义上，他们的选择有些无奈。

　　如果彻底全面的改革又不可能短期达成，那么施教一方可有温和有效的改善之策？

　　本次特别报道同时关注广州离休老教师郑千一的故事。她以国学为手段，在尊重现有教育秩序的前提下，进行着人格教育的尝试，意图弥补学校教育的缺憾。

　　这两个故事都与国学有关，但我们无意借此进行价值层面的倡导。我们仅试图通过这两个事关国学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反观现时教育体制中有待提升之处。
　　
　　星期天的晚上，9岁的男孩朱季被父母送到了上海市郊的一幢别墅的院子门口。朱季第一个从车里钻出来，跳跃着进了门。别墅内正在晚餐，十多个和朱季年龄相仿的孩子围坐在两张长桌旁，纷纷起身跟朱季打着招呼。

　　别墅的主人，33岁的吕丽委坐在饭厅的门口，看着孩子们吃饭。13岁的男孩儿刘晨认真地舔掉碗里最后一粒米饭，双手把碗筷放进旁边桌上的大盆里，鞠躬后从吕丽委身边跑出饭厅，还不忘回头响亮地喊：大家请慢用。

　　吕丽委微笑着对刘晨投以赞许的目光，“孩子们很快就会学会我们的礼仪。”她说。吕丽委今年33岁，曾经是厦门市一家模范中学的英语老师。而现在，她在这间别墅里指导十多个孩子诵读《论语》和莎士比亚，并在客厅中高高悬挂的孔子像下教授孩子们礼仪。

　　作为这个学习场所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吕丽委把这里命名为：孟母堂。
　　
　　“找一个能轻松快乐的学校”

　　“一想到他还要这样上十多年的学，我就背上冒冷汗。”

　　在进入孟母堂之前，朱季是宁波一间重点小学的学生。朱季在那里读到二年级，他本来被期望和其他孩子拥有一样的学习和生活。

　　但父母很快发现，他们的孩子无法和其他孩子一样。朱季可能有一点多动症，喜欢跟人说话，爱把细细的胳膊挥来挥去，眨眼的频率比其他孩子稍微高一点。

　　在进入学校前，大家都善意地觉得，这个小孩儿，只是过于活泼好动了一些。但老师们不这么看。朱季的父母被频繁地召到学校，老师警告说，在学校，没有人管得住这个孩子。朱季会在课堂上说话，老师训斥他的时候，又觉得他在挤眉弄眼，没有虚心接受批评。

　　同学也瞧不起他“老是眨眼”，在学校，朱季没有什么朋友。回到家里，朱季的痛苦也没有结束。尽管才小学二年级，每天晚上朱季都要到9点10点才能做完作业。做作业的过程令父母看了心疼，8岁的孩子，被成语造句或者加减乘除折磨得焦躁不安，不停地挥着胳膊。

　　“一想到他还要这样上十多年的学，我就背上冒冷汗。”父亲朱宏回忆说。

　　朱宏找到老师，想跟老师“谈一谈素质教育”。朱宏觉得，小孩子不用特别精通四则运算，如果能够降低学习的激烈程度，再发展一下兴趣爱好，比如“琴棋书画”，孩子会健康一些。

　　老师很直白，也很无奈：“现在不是素质教育，现在比的就是做考题。”老师还很坦诚的告诉朱宏，作为一所著名重点小学的老师，他被分配的主要任务是抓好尖子生，而对于朱季这样的问题学生，“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管”，“只能看他的造化”。

　　“我感觉我的孩子被抛弃了。”如今说起来，朱宏仍然语调悲伤。

　　13岁的刘晨在学校也不快乐。这个高大而清秀的男孩曾就读于上海一所重点中学，“小学的时候他成绩很好的。”刘晨的母亲张丽说，“但是到了中学，好的学生太多了。”刘晨开始变得孤僻，不愿意跟母亲说话，一提到成绩，他就脸色铁青。“我甚至觉得，儿子对我越来越没感情了，有时候很伤心。”张丽说。

　　上个期末，刘晨的名次有进步，张丽试图夸奖儿子，希望借此能跟儿子有些交流。但刘晨突然狂暴地撕碎了卷子，嘴里不停地大叫，“狗屁的成绩，狗屁的成绩！”

　　张丽泪流满面，她觉得自己的孩子不能在学校呆下去了，“我承认我的孩子可能不如其他孩子那么会考试，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给那些孩子陪读，最后成为考试的牺牲品。”张丽决定给儿子“找一个能轻松快乐的学校”。
　　
　　从“读经”到“孟母堂”

　　“我们需要有另外的更好的方法推广读经。”

　　在厦门做中学英语老师的时候，吕丽委就曾试图对教学方法做一些改进。她试图减少对语法的讲解，增加阅读量。但很快她又发现，这对考试成绩并没有太多好处，相反甚至还会降低学生的分数。

　　“我们学校是模范中学，成绩是最重要的。”吕丽委停止了她的尝试，“我明白，在既定的规范里，我个人的努力没有任何效果。”她转而训练她的小侄子。她教5岁的侄子背诵唐诗宋词，甚至阅读《论语》。小家伙并不能全部记住那些音调多变的语句，但是一天在一个朋友家做客，5岁的孩子在被禁止触碰陶瓷茶具后，用叹气的语调吟出了王维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

　　吕丽委惊喜万分，她认为自己的训练终于显出了成效，“我觉得大量朗读和背诵经典，就是他说出诗句的原因。”

　　与此同时，吕丽委的丈夫周应之，一个熟稔金融资本运作的商人，也在经商之余发现了新的“人生乐趣”。

　　朋友推荐周应之阅读了台湾南怀瑾所著的《论语别裁》，并介绍周应之进入了“读经运动”圈子。“我受了很大的影响，发现了读经的好处。并且渐渐从乐趣上升成了人生的指引。”

　　同时周应之还发现了商机。他成立了“绍南”文化传播公司。“致力于推广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开始，周应之希望在厦门的中学中推广“读经”。他先印刷上万本儒家经典简读本，分发到厦门一些重点中学，包括妻子吕丽委所在的学校。然后再请老师为中学生们讲解。

　　但效果并不明显，中学生们兴趣明显不高。一次经过学校的垃圾站，吕丽委发现，被揉烂的儒家读本在垃圾堆里四处散落。

　　“我们需要有另外的更好的方法推广读经。”吕丽委说，“这个方法，不一定是在现行的教育体制内的。”

　　去年7月，周应之和吕丽委来到上海，连同自己5岁的女儿在内，加上朋友的孩子，最开始总共教授4个学生。吕丽委负责指导孩子们背诵《论语》、《大学》、《易经》和莎士比亚。那就是“孟母堂”的开始。
　　
　　“没有预料到的收获”

　　“个人品性的提升是我本来没有预料到的收获。”

　　从朋友那里，宁波的朱宏听说了“孟母堂”，他的想法是，“姑且一试吧”。此时他的孩子朱季已经陷入了对学校不可抑止的焦躁之中，他对孟母堂本没有兴趣，但当听说那里没有考试也没有作业，就不再表示反对。

　　在孟母堂，吕丽委拿给朱季一本《论语》读本，书里用汉语拼音标注了每一句话的发音。朱季胆怯又很好奇，周围的孩子都端坐在课桌旁大声朗读，在短暂的迟疑之后，朱季也开始照着读本朗读起来。

　　“在那个环境里面，小孩还是适应很快的。”朱宏说，“周围的小朋友怎么做，自己也会学着怎么做。”

　　按照孟母堂的课程设置，每天除早晨的跑步晨练和傍晚前的体育锻炼之外，上午和下午各两个小时读背是学习的主要内容。每个孩子有自己的读本，还有一台录音机用以播放标准朗读磁带。背诵的材料有《论语》、《大学》、《易经》、莎士比亚戏剧和包括马丁·路德·金著名演说在内的英文经典名篇。吕丽委规定，每篇课文，每天必须朗读80遍，并背诵一遍。但老师们很少解释这些深奥的语句。

　　“讲解并不是必要的。”吕丽委说，“重要的是在孩子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把这些经典记住。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自然会理解。”

　　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在孟母堂的地位并不高，孟母堂延请了上海一位老教师给孩子们教授数学，但只是“一周上两节课”。这位老教师的教学方法也和孟母堂的文科学习一样带有大胆的想象色彩，他对小学适龄儿童们讲授从加减法到微分几何乃至拓扑学。

　　周应之对此有着比较个人色彩的解释，他认为孟母堂并非不重视自然科学，“我们学习《易经》，其实从易经里就可以发现包括所有自然科学的终极真理。”

　　当然，9岁的朱季并不能理解这种终极真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他至少可以在提供的课本中自由选择他喜欢的内容进行阅读，而不用像在小学，“一定要学讨厌的成语造句。”朱季习惯了在孟母堂每天晚上9点就上床睡觉。时间一到，他就往楼上宿舍跑。“晚上我不学习。”8月19日，他站在楼梯口说，“因为天一黑我的思想就睡着了，第二天再醒过来。”

　　对于其他孩子来说，5岁的佳丽喜欢读《论语》，而10岁的小文居然喜欢“看上去很奇怪”的《易经》。13岁的刘晨比其他小朋友的英文程度更好一些。他更多地阅读了“英文名篇选读”。在包括了萧伯纳、丘吉尔、马丁·路德·金、肯尼迪等人的名篇中，他最喜欢柏拉图的《论正义》。他可以对照课本后附的汉语翻译弄懂这位先贤的思想。

　　孩子们同吃同住同学习，还一同欢天喜地地扫房间和庭院，尽管大多数时间需要勤杂阿姨重新打扫。老师要他们对每个同伴使用礼貌用语，对帮助自己的人鞠躬称谢，还要每天晚上开个小会，反思自己一天的不足，推举出今天表现最好的同伴。

　　身材高大的刘晨由此成为了孩子们尊敬的对象，因为他总是像个大哥一样在篮球场和游泳池照顾弟弟妹妹们。心情放松的刘晨，还开始主动和母亲沟通，周末回家前，他会先打个电话回家，询问家里有什么安排。“我第一次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高兴得快哭了。”张丽说，“他多久没主动跟我说话了！”在张丽眼里，刘晨越来越礼貌和富有责任感，“这在学校里不会教授也不会受重视。个人品性的提升是我本来没有预料到的收获。”

　　朱宏并不觉得自己年龄尚小的儿子在短时间内能学到多少东西，但他的确看到孩子脸上露出了越来越多的笑容。“我只能说，我的孩子的确不适应现行的教育体制。无论如何，在这里，他可以轻松一些、快乐一些。其他的以后再说。”
　　
　　“我的孩子只能去孟母堂”

　　“至少现在，我的孩子，只有孟母堂可去。”

　　“我们认为，孟母堂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是不科学的，是不适宜儿童身心全面发展的。”在上海本地报纸于今年8月报道孟母堂之后，孟母堂所在的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对媒体公开表态说。

　　孟母堂的教学地点原本设在上海城区内桂林路一幢别墅内。在上海市食品监督局的检验员坚持要求进入孟母堂对学生伙食的卫生标准进行检测后，周应之把12个学生搬到了如今的城郊锦轩别墅区内。如今的别墅3楼，卧室内相当局促地摆放着七八张双层床。“我们这里都住不下了，只能让他们走读。”周应之说。

　　在开办初期，学生主要来源于周应之和吕丽委的朋友圈；在媒体报道之后，陆续有自寻上门者。按照吕丽委的说法，“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满身伤痕地从学校来到这里。他们只能是一小部分优秀学生的牺牲品，最后就成了我们现行高淘汰率教育选拔机制的残次品。”

　　8月初，松江区教育局下发通告，把“孟母堂”定性为非法办学，并要求周应之和吕丽委停止孟母堂的授课。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还向媒体表示，将在9月1日新学期开始之前，采取措施取缔孟母堂。

　　教育局的依据来源于义务教育法。一位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管理部门必须为每一个孩子接受合格与适合年龄阶段的教育负责，而有关部门经过调查，认为孟母堂并不能提供完整的科学的教育。例如，孟母堂几乎不讲授自然科学，所传授的社会科学知识，也与现代文明社会脱节。

　　但周应之认为，这种论断是“对传统文化无知的表现”。“我们中华民族依靠这些知识生存了几千年。”他说，“我们缺少的是从中吸取营养，而不是用所谓的现代文明来片面否定。”

　　然而，如何让孩子们在背诵“男女授受不亲”的同时，又理解“罗米欧与朱丽叶”？如何实践“君子讷于言而敏与行”，又学会向现代社会推销自己？或者，易经中的“上九，潜龙勿用”，又该运用在生活中的什么地方？

　　吕丽委仍然将这个问题抛给时间，她坚信时间的沉淀，会让孩子们建立融会贯通的世界观。

　　对于快满14岁的刘晨来说，现实的问题显得更加紧迫一些。与他同龄的孩子就要升入高中，高考、大学、择业即将接踵而来，刘晨的母亲张丽，不能不比其他小孩的父母考虑得更多一些。“今后应该还是要读高中。”张丽说，“我现在既高兴，又担忧。孟母堂不能发学历怎么办，对以后重新回到学校有多少实际帮助，这些我都还没想明白。”

　　朱季的父亲要宽心得多，他希望朱季能在孟母堂养成良好的品德和生活习惯，“大了之后再进学校，希望学起来能省力一些。”

　　周应之拒绝用任何带“学校”、“机构”的词语称呼孟母堂，他坚称，“孟母堂就是家长们联合自发举办的家庭教育。”对于绍南文化传播公司对于“孟母堂”式教学的推广计划，他也避而不谈。对于家长们每月缴纳的2000余元费用，周应之解释说，这是必要支出的平摊，不能认为是收费。

　　刘晨的母亲张丽还没有交费。刘晨加入的时间正是“取缔风波”时期，周应之对张丽说，先进来读着，“费用最后再说。”

　　张丽对孟母堂的老师们感觉非常好。她第一天来孟母堂，吕丽委热情地亲自下厨做了晚饭。“这里的老师让我感觉到尊重。”张丽说，“以前学校的老师，说实话看不起成绩不好的孩子的家长，总是呼来喝去。我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到尊重我的老师那里去学习。”

　　对于孟母堂课程的设置，张丽并不完全认同，“毕竟我的孩子已经大了，需要学知识。以后还是需要去上高中的。”但张丽并不愿对记者完全说明她的意见，“孟母堂总体对我儿子是有益的，其他问题可以慢慢协调。”

　　稍稍迟疑，张丽还是补充说，“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不像其他孩子一样考高中考大学找好工作，但至少他要健康快乐地长大，今后有份谋生的职业就可以。”

　　看着陪同孩子而来的家长们，周应之少有地对孟母堂的发展前景流露出了乐观，“看这些家长，这么不离不弃，孟母堂就一定有发展空间。”

　　张丽则一语道出了“不离不弃”的原因，“至少现在，我的孩子，只有孟母堂可去。”(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学生及家长为化名)
 
 

    “国学私塾”孟母堂广州悄然开张冷清维持 送孩子读经是极少数
 
    2007-05-09 09:35:08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许黎娜　梁艳燕
 

　　一些家长及学者呼吁为私塾开绿灯。

 　　位于广州一高档楼盘的别墅，记者探访发现，愿意送孩子读经的家长是极少数
　　
　　一楼客厅正中，孔子像高挂，旁边的一块小黑板上写着《弟子规》，书架上摆着各种各样少儿国学书籍。从外观上看，位于广园东碧桂园凤凰城凤鸣苑91街的×号别墅，与这个大型社区里的其他别墅并无太大区别。但里面大有乾坤——这里就是广州孟母堂家塾所在地。

　　广州孟母堂以去年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的上海孟母堂的教学模式推广读经。它于今年1月落户凤凰城，悄然开展家塾读经教育已有5个多月。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本报记者探访广州孟母堂，一所以“家”为教学场所，教小孩读经的“私塾”。

　　孩子们的生活

　　每天读经7小时

　　“阿姨好！”5月1日下午2时，记者刚走到孟母堂大门口，迎面是三个稚童的问候——年龄都在5岁上下的扬扬、悦悦和琪琪。广州孟母堂的创办者何海轮老师说，家塾现在共有6个孩子，正值放假，一名家长领走了在这读经的其他3个孩子。扬扬是他自己的女儿，悦悦是孟母堂管后勤的吴女士的儿子，琪琪是一名袁姓家长的女儿。

　　这天，3个孩子在家塾里也是自由活动。如果是平时，按照作息表的安排，他们每天的活动一般是这样的：

　　上午7点钟左右起床后，拜孔子，然后到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练习吐纳，晨跑、做早操；吃过早饭后，各自做好个人卫生和责任区卫生。

　　上午8点开始，孩子们端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摊开课本，跟着CD机里的朗诵读经。一天的读经时间约有7小时，教材有《孟子》、《论语》等国学著作，以及《仲夏夜之梦》、《莎翁十四行诗》等英文著作。

　　用全天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来读经，小娃娃们显然“吃不消”。因此，孩子在读经之余，老师带他们讲故事、练瑜伽、玩游戏、到院子里种花草作为调剂。此外，孩子们还可以在学习琴棋书画、看动画片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孩子们每天背诵经书的成果如何，老师是要多次考核的。

　　晚上8时左右，在静定自省之后，孩子们在国乐背景音乐中进入梦乡。

　　6个孩子在孟母堂中是全日制寄宿学习。何海轮说，孟母堂家塾是在全球儿童读经倡导者王财贵博士的教育理念指导下，由“绍南文化”研究出来一套针对0－13岁孩子的在家学习方法。孟母堂除了让孩子读经外，国学经典包含的“德育”贯穿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孩子如果大声喧哗、奔跑，老师就会提醒他“步从容”，而不是严加斥责。

　　在孩子们的课程内容中，目前尚未开设数理。何海轮说，数学教材正由专家编写中，内容包括高等函数等。吴女士管孩子们的伙食。她说自己一般给孩子吃的都是清淡的绿色食品。肯德基、麦当劳这样的油炸食品，是铁定不给孩子碰的。

　　家长的想法

　　让孩子更自然地成长

　　琪琪是这6个孩子中，目前唯一交学费的学生，每月2500元。扬扬和悦悦是家塾老师的孩子，而其他3个孩子的家长、从商的王丽萍女士则算是广州孟母堂的“投资者”，在今年3月她一次性给了何海轮5万元作为支持家塾维持的日常经费，因此没有另计学费。

　　琪琪的父亲袁先生是一名国学爱好者。从商的袁先生去年年底，在何海轮推广的国学兴趣班上，听说孟母堂将在凤凰城里开设全日制的家塾，今年1月就把琪琪送到这里。

　　对女儿在孟母堂的学习效果，袁先生很满意：《论语》可以背前六篇，《弟子规》已经全背了下来，包括10篇左右的《诗经》，《莅翁对韵》几乎可以全背；更重要的是言行也开始受到影响，比如说知道让妈妈先上车、进门，说“长者先、幼者后”；知道帮父母做些事，说“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每餐吃饭前，琪琪会自动地将小手合一说感恩词：“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老师的辛勤教导、感谢同学和朋友的关心和帮助。”

　　袁先生说，送琪琪从小读国学，并不是想培养她成为“天才”，只想让她懂道理、做一个健康的人，就足够了。

　　对孟母堂现在没有数理课的教学，袁先生表示并不在乎。以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包括后来的“全民学英语，人人学电脑”，这样的学习心态太功利了，“为饭碗而学习，反而容易失去饭碗，而不以此为目的，反而更有利于在社会上自然地生存”。

　　王丽萍也是一个国学爱好者，她把自己的两个孩子(3岁半的欣欣和1岁两个月的佳佳)，加上小姑子的孩子(六岁半的倩倩)从今年3月开始送进孟母堂。“孩子们带动了家里的读经氛围”。

　　她说，自己之所以支援孟母堂5万元，“因为孟母堂经营困难，她只希望孟母堂能办下去，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也希望更多的家庭能从中受益”。

　　倩倩今年快七岁了，将到上小学的年纪。不过，王丽萍说，他们一直没有找到特别注重“德育”的小学。如果找不到的话，会考虑让倩倩一直在孟母堂读下去。前提是孟母堂还能存在下去。

　　私塾的困境

　　身在凤凰城无小区孩子入读

　　去年，上海教委以违反《义务教育法》为由叫停上海孟母堂办私塾。广州孟母堂会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何海轮亦有这样的顾虑。因此，自孟母堂开办以来，他只在广州的一些社区网站上发布消息，没有做太大的宣传。他坦承，广州孟母堂目前还没有取得相关部门的审批。不过，他已和凤凰城所属的增城市教育部门做了一些沟通。　

　　今年33岁的何海轮原先是从事工艺美术设计的。去年夏天，他到厦门参加了绍南文化读经教育辅导员师资培训班课程学习，获得证书。记者在“绍南文化”的网站也查询到了何海轮的相关证书。“绍南文化”的一名李姓老师亦向记者证实：广州孟母堂是取得推广中心授权认可的。目前以“孟母堂”名义开办的国学家塾，全国只有上海和广州两家。

　　回到广州后，何海轮奔走于广州一些幼儿园和托儿所，希望能与校方合作推广读经教育，招到学生后按比例分成。何海轮说因为自己表达能力有限，这样联系业务他吃了不少闭门羹。

　　后来，他改在凤凰城、美林湖畔等一些小区楼盘里开国学兴趣班。不过同样收效甚微。“有时到凤凰城上一次课的收入还不够坐车钱”。何海轮后来还是决定自己结束这种“打游击”的状态。今年年初，他在凤凰城租下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别墅，办起了孟母堂。老师就是他和太太杨女士，后来又加入了吴女士。

　　广州孟母堂的维持并不顺利。“我之前对凤凰城的期望很高，以为这里的业主经济收入比较高，对孩子的教育也会很重视。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样。”何海轮举例说：有一个业主带孩子来报名，孩子上了一天学，回去说“没兴趣”，家长也就再不送孩子来了。可见，家长不知道国学教育的好处也没用。至今，坐落在凤凰城里的孟母堂，没有小区业主的孩子就读。

　　“校长”的憧憬

　　拓展多项业务发扬孟母堂

　　何海轮说，他为开办孟母堂花光了积蓄，现在还欠了朋友4万元。上海孟母堂是“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的一个读经教学示范点。“绍南文化”对广州孟母堂只提供整套教学模式方面的支持，而没有经费的支持。惨淡经营中，何海轮遇到了王丽萍。

　　在王丽萍的帮助下，孟母堂乔迁到现在条件更好的300多平方米的别墅内(月租金5000多元)，添置了崭新的课桌椅等教学生活设备。

　　何海轮说，学费之所以定每月2500元，这主要是考虑到“孟母堂”这个品牌知名度高。学费会根据学生的数目，由家长们一起分摊。除了教学外，广州孟母堂目前还有一项业务是销售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编订的读经教材和音像制品。

　　何海轮告诉记者，他接下来还打算在孟母堂中开设亲子国学兴趣班，让家长来学习读经教学办法，回家自己教孩子；同时，也打算招收师范类毕业生来学，他们学成后也可以到其他地方去教读经。此外，他还打算继续寻求与幼儿园、托儿所的合作，开设国学课程。

　　何海轮强调，孟母堂是把志同道合的家长组织起来，请老师在家教孩子学国学。这一点与上海孟母堂是一致的，这也并没有违反《义务教育法》。

　　至于王丽萍，她说，自己提供的这5万元，并不期望能获得什么经济回报。“我等于是拿钱为孩子请老师，做家长的也希望老师能有饭吃。”

　　王丽萍表示：自己也不知道还能支持孟母堂多久，只能尽其所能，走一步算一步。如果实在支撑不下去，那也没有办法。

　　(文中涉及到的未成年人名字均为化名)
　　
　　教育部门：无涉学历鉴定就无须审批
　　
　　去年11月28日，国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答记者问时曾表示，根据新近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规定，非义务教育以外例如私塾的各类学校，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申报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批准也可以办。

　　那么，广州林林总总的收费国学班，是否需要经过批准才能合法存在？广州市教育局有关人士昨天对记者的答复是：像孟母堂这类私塾，属课外兴趣班、培训班的性质。只要不涉及到学历鉴定，就无须经教育部门备案审批。

　　袁征认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既要尊重、保护学生学习的权利，也要担当“守夜人”的角色——保障私人教学场所的安全，保证其教学中不能有少儿不宜的内容。只要国学班是诚实办学，其他的政府部门不要过多插手干预。
　　

　　少儿国学班收费相当高
　　教育界人士认为，这种办学行为中鱼龙混杂
　　
　　事实上，孟母堂读经家塾在广州并非个案。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广州民间针对青少年国学教育培训的机构，有名堂的就有五六家。

　　2005年至今，国内读经教育逐渐升温。人大、中大等高校相继开设国学班。记者注意到，广州的少儿读经热潮，从国学爱好者的公益性推广，如今已发展成收费教学的国学班纷纷涌现。广东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109中校长张仲庆认为，现在的国学班也加入了商业的元素。
　　
　　全托班每月学费至少上千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广州存在的少儿国学班，教学模式与广州孟母堂大同小异，开设有全托班、半托班、兴趣班、家长亲子班等。这些机构除了在固定场所开班上课外，亦有教材销售，并且也有与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合作，上门推广读经。

　　三味经典文化教育中心设在天河区龙洞渔沙坦蓝屋新街，两房一厅的居民住宅。中心老师肖先生表示，“三味”实行全托制的国学班教育。老师只有他和太太，都是高中毕业，兴趣使然开班教国学。开班两年多来，先后收过约20个孩子，现在只剩下3个，最小3岁，最大6岁，都是亲戚朋友介绍来的。学费是1000元／月。

　　肖先生说，一些学生没有坚持学下来，主要是家长本身对国学不太了解，又觉得孩子学国学有压力。此外，“三味”所处的环境也比较嘈杂。

　　目前广州的少儿读经班几乎都是选址在住宅小区内，让孩子在家读经。如“行云教育儿童读经班”设在海月街、海印花园等地，“多闻学堂”在骏景花园、“九龙树国学馆”在丽江花园内。

　　从学费上看，各家国学班不尽相同。以全托班(包括教材和吃住)为例：每月学费最高达2500元，最低的也有1000元。各家机构使用的国学教材和光碟，也是五花八门：有460元一套(包括22本书和32张光碟)，有528元一套(包括16本书和50张VCD光碟)，还有360元一套(12张光碟)。

　　至于师资力量，有的是像何海轮这样“半路出家”参加短期国学辅导培训的，有的请师范大学毕业的老师，有的国学班打出请北大、清华教授当指导专家。
　　
　　资深教师称有人发“国学财”

　　收费的国学班是否能盈利？记者采访了几位国学班老师，对此都讳莫如深。有的表示，开国学班，完全是出于对国学的热爱。收取的学费，仅够维持开班所需的基本开支。

　　孩子该不该从小读经，家长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家长李先生担心的是：现在国学班市场化之后，为了多招生源，会故意夸大读经的效果，从而误导孩子和家长。

　　广州著名的儿童读经倡导者、华南师大附中的高级离休教师郑千一今年78岁。从2001年来，她先后自编“养正”讲义等十余套经典诵读教材，拖着病躯，义务讲学于广州、深圳、北京、湖南、甘肃等11省市的中小学、幼儿园。至今仍在“倒贴钱”推广读经。

　　“有人以为我推广读经，一定挣了不少钱。”郑千一说起这些，感到委屈：学校愿意给多少钱作为车马费，她从不计较。她自编的读经教材，工本费8元，她收10元，有家长还投诉她。而她自己这几年赠送的教材，自己都倒贴了好几万元。”

　　郑千一并不认为推广国学收费不对。但她告诉记者，现在广州各种收费的读经班存在着鱼龙混杂的情况。有个国学推广中心想借她的名气，叫她帮卖教材，一套教材就要400多元。表面上，是免费给家长推广读经，实际上想从推销教材上赚钱。

　　上月底，全球儿童读经倡导者、台湾台中师范学院语教系教授王财贵到广州开讲座。他向记者表示：发国学财合理。“让孩子学钢琴、学英语，花钱就值得，去读经就不可以收钱，重教育怎么能这样厚此薄彼呢？”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袁征也认为，提供服务可以要求回报，买卖双方愿意就可以成交。少儿国学班不能以是否收费来进行评论。只要双方不欺骗、自愿就可以，同时价格和价值相符。少儿国学班如果只重商业利润，而没有实际效益，肯定混不长。
　　
　　■　新闻链接
　　
　　上海孟母堂还在开
　　
　　去年7月10日，上海出现了“全国第一家全日制私塾”——孟母堂，一共有12个孩子在此接受读经为主的全日制教育。这里的语文以读经为主，如《易经》、《道德经》、《论语》等中国古代传统典籍；英文则从《仲夏夜之梦》起步；数学由外聘老师根据读经教育的观念，重组教材，编排数理课程；体育课以瑜珈、太极之类修身养性的运动为主。

　　去年7月24日，上海市教委对其紧急叫停，并明确指出，孟母堂的办学违反《义务教育法》，属违法办学。上海孟母堂的家长则欲告上海教委，索要“在家教育权”。一时引起轩然大波，评论如潮。

　　记者昨天电话联系到上海孟母堂的创办者吕丽委。她透露，现在上海孟母堂依然存在，学生人数扩大到40个，年龄从4岁到15岁。学生分两类：家长和孩子对国学非常感兴趣的，另一类是实在无法适应义务教育体制下学校教学模式的。

　　至于现在上海教育部门对上海孟母堂的态度，吕丽委说，去年11月28日，国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答记者问时曾表示，根据新近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规定，非义务教育以外例如私塾的各类学校，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申报有关部门，按照有关部门程序批准也可以办。不过，家长们觉得孟母堂还算不上是“民办学校”，因此现在也还没去走程序。
　　　　　
　　各地私塾不断涌现

　　在全日制私塾“孟母堂”创办的前后，全国各地纷纷涌现各种非全日制私塾，国学教育成为一股热潮。
　　
　　苏州“菊斋”私塾

　　2005年10月29日，苏州首家现代私塾——“菊斋私塾”正式开课。教学内容主要是经学、韵文、古乐、书画、茶道等。学制1年，每周末上课，学费为320元／月。
　　
　　北京学校私塾式教育

　　成立于1998年5月的北京圣陶实验学校，在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之外，开设了武术、瑜珈、围棋、古诗文吟诵、传统蒙学读物中的《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京剧昆曲、古筝古琴笙管笛箫二胡埙鼓(每人至少掌握一种)、书法国画、篆刻、中医药等等。
　　
　　武汉“现代私塾”

　　2006年8月13日，一所标称“现代私塾”的童学馆在武汉华中师大西门外开馆，45名4～6岁的幼童穿戴仿古衣冠，接受国学启蒙及礼仪教育，持续4个月，每周半天课。

    广州孟母堂开展家塾读经教育被勒令停办

    2008年03月20日02:01 　 南方报业网—南方都市报


    本报讯 2006年7月，上海市教委叫停以私塾方式推广读经教育的上海孟母堂。记者昨日了解到，前天，位于碧桂园凤凰城内的广州孟母堂接到增城市托幼工作领导小组开具的一纸“违规办学告知书”，要求其在4月30日之前停止一切教学活动。

    2007年1月，广州孟母堂选址广园东碧桂园凤凰城一别墅内开展家塾读经教育。目前有14个孩子在这里读经，年纪最大的8岁，最小的2个月。

    据广州孟母堂创办者何海轮老师介绍，18日上午8时多，两名增城市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孟母堂内，开具了一张“违规办学告知书”。告知书上称，孟母堂未经教育部门批准擅自办学。现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及《广州市幼儿教育管理规定》予以停办。告知书上还责令孟母堂在今年4月30日前停止一切教学活动。

    增城市教育部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是接到广州相关部门转来的投诉后前去处理的。

    “孟母堂不是幼儿园也不是培训机构。我们是把志同道合的家长组织起来，请老师在家教孩子。”何海轮说，广州孟母堂并没有经营行为，因此这种教学模式并不违规、违法。目前他不会停止广州孟母堂的教育，并将申请行政复议。

    不满应试教育 重庆老板送9岁儿子私塾读经  

    发布时间：2008-11-10 14:47   重庆晚报


    6日，石桥铺华宇名都城办公室，重庆某影视公司老板杨先生看着照片，为远在山东的儿子担起心来。

    9月底，杨先生给9岁的儿子办了退学手续，然后送他到外地私塾去读四书五经。

    不愿儿子为学所累

    家住沙区小龙坎华宇龙泉大厦，据他介绍，儿子原在在沙区某私立小学读三年级。9月底，他让孩子退学，随后送到山东王才贵经典学堂，全日制学习四书五经。为何这样做？事情还得从儿子的一次家庭作业说起。

    9月17日，儿子放学回家后，发现忘记了家庭作业是什么，于是焦急地向父亲求助。杨先生很尴尬——如果去帮儿子问作业，不一定找得到老师，要是不问，第二天儿子肯定没法交差。“我突然觉得，一个几岁的孩子，本该放开天性，怎么每天被家庭作业所累？”于是，第二天，他便给儿子请了假，从此，儿子再没有跨进原来的学校。

    请假，只是他的缓兵之计。之后，他跟妻子提起要让儿子退学，送去私塾读经，妻子当即反对。杨先生不断给妻子讲解读经教育的好处，最后妻子终于接受了这个想法。

    对应试教育很失望

    杨先生坦言，作这个决定，顶住了不少压力。

    朋友们了解到杨先生送子读私塾的想法后，纷纷前来劝阻。好友周先生说，把孩子从正规教育机制中退出来，无异于拿他的人生赌博，“以后怎么考学校？如何与其他同龄人竞争？”还有朋友认为，一味依赖传统经典，杨先生太极端。

    面对种种质疑，杨先生十分坦然：“这个决定，不是我心血来潮，其实有过多年考虑。”杨先生坦陈，自己只是初中学历，后来为了找工作，才考了个自考的大专文凭。虽然学历不具竞争力，但他勤奋好学，经过多年打拼，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现在成了某影视公司老板。

    “反观如今招收的一些高学历员工，无论专业技能和文化素质，都不尽如人意，”杨先生说，他的公司曾招过几个大学生写文案，可这些人连把语句写通顺都会出问题。“我对现在的应试教育比较失望。”

    不希望儿子有权有钱

    关于孩子的未来，杨先生说，他并不希望孩子成为当下人们所期望的有钱有权的人。“只要他能从传统文化中明白人生的意义，今后，无论在怎样的生活条件下，能快乐积极地面对世界，就够了。”杨先生打算，趁孩子还小，先读几个经典，今后，如果有必要，再让孩子与普通教育接轨。“读高中，考大学都行。”
    读私塾违法 升学有问题

    采访过程中，杨先生始终不愿让记者公开他的个人信息，他说，在去给孩子办理退学时，才从校方得知，他的行为已经违反义务教育法。

    据悉，现存的所有私塾都没有合法身份。而新《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儿童必须到国家承认的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昨日，重庆市教委相关工作人员人绍，义务教育让孩子接受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养成教育，即一种认识社会、与人交往的能力，这是家庭教育和私塾环境所无法给予的。

    而私塾的孩子升学问题也是个难题。如果想要顺利升入普通中学，学生需在正规小学有学籍，才能参加“小升初”考试。上私塾的孩子可能会因为学籍问题无法进入正常的教学系统。（贺怀湘 张玉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