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研究生学制不应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B]

    2007年09月26日11:39   来源：津报网-每日新报 作者：赵登岩

　　这几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6级研究生段青（化名）被一则消息弄得寝食难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将从2007年起取消两年制硕士研究生，全面改回3年制。段青前一届的师兄师姐们大都是两年毕业，而他们这一级从入校起并没有明确几年毕业。

　　研究生学制到底需要几年才算科学、合理？这不同于炼钢，一块生铁投进炉里多长时间可以炼成合格的钢材，能够通过确切的数据较为直观地反映出来。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多年来一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3年，可以拿两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不够火候”为理由——尽管什么叫“够火候”尚无统一标准；他说两年，当然也有“国际惯例”可以援引——尽管这个“国际惯例”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他老兄没经过调查。

　　所以，这个问题要争论出个结果，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如果单就争论本身而言，有争论未必就是一件坏事，真理愈辩愈明嘛。不过，争论不出统一标准，不等于可以任意变更既定标准。

　　2003年率先提出研究生学制改革的中山大学，去年起就对部分专业的研究生学制从两年制改回到3年制。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曾一度对西方的两年制奉若圭臬的一批学校也纷纷倒戈，重新走回了3年制的老路。究竟是怎样的原因使他们推翻自己做出的决定，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像当初改为两年制一样毅然决然所做的这一举动，是颇令段青们寝食难安的。因为这首先意味着，他们必须为新增加的1年时间多支付将近万元的教育成本（个别公费生不在此列）。同时，他们还要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再丧失1年的机会成本，多当1年“啃老族”。而对比只高出他们一到两届的学兄学姐，却可以仅用两年的时间，拿同样的文凭，从同一所学校的同一个专业毕业，想想都让人心理不平衡。

　　研究生学制究竟是两年合理还是3年科学？笔者不能笼统而不负责任地作答。但有一点必须明确：该教育制度涉及教育公平，不能全凭自己的好恶或墙头草的倒向朝令夕改，更不能让学生们直到入学还不知道读几年。因此，相关部门有必要制定一个最起码的标准，供各个学校、各个专业参考，以防止它变成一笔糊涂账。

　　对于那些随意改变历史事实、任意冒犯历史公正者，我们习惯上指责他们：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对于关乎百万学子切身利益的研究生学制，同样不能朝秦暮楚，今年河东，明年河西。

[B]研究生培养学制为何朝三暮四[/B]

　　2007年09月26日12:42   熊丙奇

　　五年前，国内一些高校纷纷以探索研究生新培养模式的名义，将全部或部分硕士研究生三年制培养模式改为两年为基础的弹性学制。这一改革，至今尚未完成三届学生的培养周期，即遭遇难题，部分当初“改革”的高校，已经不动声色地将全部或一批专业又改回了“三年制”。

　　五年前关于研究生学制从“三年”变为“两年”的争议，与五年后把两年学制恢复为三年学制的讨论，基本毫无差别——

　　赞成研究生学制缩短的，主要理由大致有三：首先是两年完全可以完成三年的学习计划，不会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其次是节约一年时间，可以节约一年的学费(尤其对于自掏腰包上研究生的学生来说)以及一年的国家教育资源；三是可以早一年拿着硕士文凭，进入社会求职应聘。

　　而反对研究生学制缩短的，核心观点是：缩短研究生培养年限，显然会降低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三年时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都让社会认为研究生质量严重下滑，两年时间能培养出什么高质量的研究生呢？

　　笔者并不感兴趣于赞成者和反对者的具体意见，而在于我国研究生教育究竟该怎样改革，才不至于这样反反复复，给人看戏一样。

　　我们应该有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大方向。近年来的教育改革，无法让人看到清晰、明确的思路，总的感觉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有总体方案。五年前的“改革”，希望医的是研究生培养周期长、资源浪费的“病”，今天的再次“改革”，希望医的是研究生大量涌向就业市场、社会对研究生质量不满的“病”。

　　我们必须明白问题的症结何在，找准病灶。我们研究生教育的问题，首先是定位不清，这是根本性问题，涉及整个人才观与教育观；其次是导师制无法落实，导师不导，是研究生质量下降的直接原因——导师在评价研究生质量时，总爱指责今日的学生有就业“狂躁症”、不安心读书学习，花大量时间打工挣钱，却很少反思自己如何“导”、如何“师”。

　　再次是教育内容评价指标错位，过多的公共课程学习耗去了学生大量的时间，不恰当的论文指标要求，将学生培养成为论文而论文的论文写手，还没进入学术圈，就已经厌倦学术，或者把学术工具化。

　　改革必须有民主决策过程。五年前的改革，听了谁的意见，由谁作出的决策？五年后的“改革”，又对五年来的“改革”进行了怎样的梳理、总结和反思？这些我们都无法看到。如果每次改革，我们能听取意见充分些，作出决策民主些，很多政策就不至于如此短命。

　　对于人才培养政策来说，发达国家的经验是，一旦决定，至少维持十多年不变，因为它影响深远，不容常改常变，既折腾精力，又让大家左右为难。而在我们这里，从基础教育起，就一年一变，三年一大变，既包括影响面甚广的考试制度，又包括学生课堂上具体使用的教材与课本。(作者为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