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改变命运?
63岁的王清源人生最后一场赌局正在走向破灭——小儿子王卓大学毕业半年仍濒临失业,银行不留情面地把他列入信用黑名单。这个位于甘肃会宁破败的农家,用漫长的时光和6万多元债务,仅换来“出了3个大学生”的虚名和节节攀升的赤字。而在广袤落后的西部,“因教返贫”的人却远远不止王清源一家。
在科举取士和尊儒重教的传统笼罩下,教育一直是改变寒门命运的出路和调节贫富悬殊的杠杆。然而以大学扩招为主要标志的教育产业化所催生的高学费和低就业,像两只无形的大手,夹击着原已坚硬狭窄的农门。2009年84万应届毕业高中生退出高考,被教育界称为中国高考出现“拐点”。但很多西部农村家庭仍在拼尽全力向高考这扇大门冲着……
“除了教育,
这里没有出路”
王清源的家坐落在会宁县汉家岔乡的一处山沟里,土窑已经残破得摇摇欲坠,灶房屋檐老往锅里掉土。王清源坐在昏暗的里屋抽旱烟,虽然饥肠辘辘,但干瘪的面饼和籽瓜让他无心下咽。“三个大学生的父亲”,这个称号并没有让他觉得光荣。“在这里,不出大学生的才值得奇怪。”汉家岔乡是会宁最穷最旱的地方之一,同时也是有名的“博士乡”。恢复高考32年来,会宁县共培养出6万多名本科生、3000多名硕士生和500多名博士生,成为与江苏如东、湖北黄冈并驾齐驱的中国基础教育的“三辆马车”。
在缺矿、缺水甚至缺风的会宁,教育成为最可控和最有作为的领域。虽然财政收入尚不及南方一个乡镇,但每年50%以上的财政支出都会用于校舍建设和支付教职工,甚至不惜贷款和干部职工捐资。2009年,会宁基础教育已累计负债1亿元,需要全县不吃不喝还上5年。昂贵的教育消耗挤占了其他领域的发展血液,导致这里工农业长期停滞不前。“我们没有选择。”一位教育官员说,“除了教育,这里没有出路。”
头寨子乡与王清源的汉家岔乡接壤,交通却更为闭塞。武志霞所在的乱庄村,到最近的公路都要步行翻过两座大山。4年前,38岁的武志霞带上两个孩子,住进县城北部一处狭窄破旧的出租房里,一边打工一边供孩子读书。这个游离在会宁县城的特殊群体被叫作“陪读家长”。当地教育局统计,已有近1万名陪读家长聚集在会宁县城,在各中学周围形成方圆1公里的“陪读村”。
武志霞和女儿租的“家”只有6平方米,墙壁被熏得发黑。每天晚上,武志霞都会在这个斗室里整理女儿的复习资料,小心得像对待易碎品。2008年,她的儿子终于考上大学,但高昂的学费马上让她负债累累,但她说:“再苦都要接着供女儿。”
“陪读村”里,万名陪读家长都以供孩子上学为唯一目的,而实现途径都是依靠打工或家里寄钱,甚至曾有一位母亲,靠乞讨米面送到学校给孩子吃,硬把孩子送进了大学。她们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连接希望与现实的两端。学校是她们共同的指挥棒,让家长和孩子钟摆式地往返其中并遥控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孩子的奖状是她们最荣耀的战利品。
武志霞的丈夫刘风雄1980年代外出打工,千元左右的月薪除了吃饭,基本用来医治母亲日益严重的白内障。2005年腊月丈夫乘坐摩托车坠崖身亡,困顿接踵而至,两个孩子曾多次因情绪受创和营养不良晕倒在教室。武志霞把丈夫的悲剧大部分归结为贫困和缺乏教育。“如果不上大学,”武说,“娃娃的未来只是农民和农民工的区别。”
一个被放大的“神话”
让孩子接受教育真的如此重要吗?会宁县确有前人的经验和榜样。
王清源的远房堂叔王银邦是甘肃省第一个自主培养的工学博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博导。计划经济年代的西北,王银邦靠野菜饼子支撑求学,夜以继日地苦读。1972年高中毕业后,他先当上了民办教师,并鼓励农村孩子将来学有所成,回来改造农村。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王银邦考上兰州大学。这轰动了村子,乡亲们提着鸡鸭包围了老父老母,还敲锣打鼓。出发赶赴兰州前,王银邦叮嘱弟弟照顾好老人,还说“会回来的”。“当时的想法太简单了。”他的二弟说,“上了大学就是鱼跃龙门,永远走出去了。”
王银邦1985年博士毕业,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力学学者。三弟也跟随哥哥的道路成为“双博士”,移居美国。王家成了村中的精神领地和荣耀源泉,乡领导和倾慕者多次上门慰问拜访。
“这些率先走出农门的佼佼者,是早期‘知识改变命运’最有说服力的成功标本。”会宁县教育局表示。榜样的力量让高考在会宁逐渐变成一种民间膜拜。这里的学生在清晨5点半就醒来,到午夜12点才休息。每天傍晚,学校操场上密密麻麻晚读的场面成为城内最壮观的景象。这里的学生会因抵抗瞌睡而用圆规刺手掌,夜读时也会因过于专注而被蜡烛烧掉眉毛。一位老师还把一只草鞋和一只皮鞋分挂黑板两边,暗示着高考一线天堂,一线地狱。
从1993年开始,王清源先后将三个孩子送进高中。节衣缩食坚持到1999年大儿子王威考上大学,赶上中国大学扩招拉开帷幕,高昂的学费让王清源难以招架,便办理了商业贷款,但雪球快速滚到6万元。王清源开始卖家中的余粮,亲戚那里也一借再借。
王清源总是这样安慰老伴:“等娃娃们出来就好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种乐观蕴藏着危险。2005年原本是王清源打造出第三个大学生的光荣时刻,但商业贷款提前耗完,小儿子王卓只好通过2万元国家助学贷款维持学业。纵使王清源和老伴把每月消费压在100元以下,也无法扭转入不敷出的恶性局面。
由于长期忍受劳累和焦虑,王清源的老伴2000年患病,因无钱医治,4个月后去世。王清源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不把孩子们供出来,老伴就枉死了。”
“改变命运的不是高考”
新华社调查显示,中国大学学费10年上涨20倍,而同期国民收入增长却不到4倍。我国教育花费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已超过30%,跻身世界学费最昂贵的国家之列。一个本科生的培养成本,相当于像会宁这样的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如此昂贵的投入,收益如何呢?压下重注的王清源等待着底牌揭开的一刻。
2000年,女儿王芳第一个毕业,拿着交通信息与控制工程文凭的她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单位,只好凑合去了天水一家电子厂,月薪不足千元。大儿子王威2003年从一所师范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学校,对方每月只给他260元工资,而且试用期3年。王威最后只得找到一家销售公司卖水表,住进潮湿的地下室。“父亲一直以为我们会当公务员。没办法,扩招、就业危机、金融风暴都碰上了。”王威说,“不知是运气问题还是我们走在一条错误的路上。”
种种令人费解又无法回避的现实让王清源不断降低期望值。他告诫孩子,房子可以不修,但债总归要还,不然在担保人面前丢不起老脸。不想,最后一丝一再卑微的愿望在小儿子2009年毕业时最终粉碎。在近半年时间里,王卓拿着简历在各类招聘场里抵抗汹涌的人潮。第一份工作是只维持了两个月的临时工,闲荡了一个月后,他又放下通信工程毕业生的面子,到一家小公司当文员。“每天抄抄写写,感觉像中学生的活儿。”如此蹉跎,债务至今已超期6年了,催债电话如冤魂不散。
王清源的投资“破产”了。而且,在他所在的仅有28户人的小岔自然村,近4年来,因供大学生而陷入困境的家庭就增加了8家。“教育领域市场化使挤高考独木桥的成本越来越高,并催生了‘因教返贫’的现象。”中国银监会甘肃监管局局长王晓光表示。
“这是一场贫民的博弈。”会宁籍学子、北京大学教授柴彦威说,“我们需要新的经济模式和更广泛的基础教育机会,来纠正一些异化的人才观念和人生逻辑。”而由在外的会宁学子自发组成的互助互扶组织“会宁学子共济会”也已成立起来,工作重点就是帮助家乡的高中生正确地看待高考,不要孤注一掷,即使读不上大学也是很有希望的。“我想告诉他们的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不一定是高考改变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