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教育不能玩“潜规则”
教育流弊为世所垢，身为教师清白蒙羞。杏坛被社会践踏，民众口诛笔伐，让所谓“天底下最光辉的事业”的从业者感到的是灰暗和耻辱！诚然功利的思想，浮躁的心态，卑下的地位，微薄的薪水等是教育江河日下的因由，但我认为所谓社会潜规则对教育的影响之大容易为人所忽视，笔者就自我之经历及思考略谈一二：
    教育行业已非清水衙门，想当领导非常不易。..长,校长都是上级任命的，怎么能被任命？行政上的潜规则起作用了——又跑又送，既要花钱又要当狗。行政上的潜规则被引入了——当狗了灵魂是跪着的，为了找回平衡也要下属及教师卑躬屈膝，不服可行？不服不行！“我的地盘我做主”，是龙的盘着，是虫的眠着。我要的是奴才，你认为你是人才？还个性？能耐啦！告诉你最累的活你干，诸如评优，评先，晋级等好处没份。学校因之就分三六九等了，三分之一是领导如：校长，副校长若干；教务主任，副教务主任若干；总务主任，总务主任若干；政教主任，政教主任若干；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若干；校长助理若干，团委书记......领导一般不代课或课程非常少。有俗语“说教不好书当领导去”。我校流传着个说法，上级来视察，一个校长陪赌钱，一个校长陪喝酒，一个校长陪嫖人，就是没有陪着搞教学的。另三分之一是混日子的，这些教师能力低下，要么默默无闻，不为人知；要么灵魂跪着，唯领导马首是瞻；要么有后台，领导网开一面,活得轻松,我们一个乡中心学校70教师就有10个以上以借调为名在县城呆着,工资全拿,不须上班。还有三分之一就是牛马，哪儿需要哪儿填，逢山开道，遇水搭桥。这叫“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扯淡的。”试想如此格局，怎么能激起教育激情？怎么能甘心奉献？

    义务教育学校的经费不多诚然不假，但也不少，由于下拨的有：生均公益经费，办公经费，还可收费，但这些费用用在教育教学上很少，领导会以文件精神作借口，那么想作福利则绝无可能，钱用到哪儿去了？吃饭吃了，送礼送了，坐车坐了...一学期近百万元被硕鼠们糟蹋了，不够怎么办，收，向学生收，什么时候收？学期结束时收，这样不会被查。怎么收？让商店代收，这样没法查。什么名目收，补课，试卷费，服装费...所以有人评价我们的两个校长：一个不作为；一个胡作为。我认为胡作为的领导危害更大。

    务实和务虚在各行各业都会运用，有时二者相辅相成，但在教育上还是务实的好，务虚的不要！

   笔者是个有良知的教师，愿意在今后的日子里把不成熟的观点呈现，与同道一起探讨！

48\教育“万恶”，谁是祸首？－李吉明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举国上下开始掀起了一种狂批教育的热潮，甚至颇有一种病入膏肓、不治国将不国的慨叹与恐慌。于是，教育的“万恶”就频频见于报端、屡屡成为网络之头条。

两会前夕，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先生对应试教育发出了最强悍的声音，说：应试教育是“万恶之源”。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段绍译教授在《万恶的英语教育制度》中直接指出，英语只是一种学习和交流的工具，相当于一个残疾人的拐杖而已。如果你的腿脚灵便，你大可不必配备拐杖。即使你的腿脚不灵便，你在睡觉吃饭的时候也完全可以把拐杖放到一边。只有确实需要拐杖的人才应该配备拐杖。——显然，全民学英语也已成为 “万恶之源”。

近日，广州市奥校等机构开始招生报名，又引发新一轮的奥校热。为何奥数这样热?原来民校小升初考试在即，不少家长把奥数作为择校利器。与此同时，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其个人博客上发表文章，称要“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并称奥数教育对少年的毒害比“黄赌毒”还厉害。

更有网友撰文指出：我们的教育已经烂透了。我们的教育是一种系统化的残害青少年的制度。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糟糕的教育？关键在高考，高考是传统科举考试在当代的一个延续，是当今社会的“万恶之源”

    笔者则在《请别以改革的名义折腾教育！》一文中指出本次课程改革忽略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忽略了中国的国情、忽略原本外来的课标要求与教育模式，是导致教育迷乱的罪恶之源。

类似与批判教育“万恶”的还有很多，比如节假日补习万恶、教育经费问题万恶、教育不公万恶，甚至万恶的人民教师、万恶的虚假教育、万恶的教育体制等等等等。

看来，中国的教育是病入膏肓了。但至于病在何处，大家却总是莫衷一是，难得症结。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教育部才始终难以看见这些质疑与见解，依然冠冕堂皇、欢欣鼓舞地屡屡报出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与灿烂。于是乎，在素质教育的猎猎大旗之下，各地学校晚上九点半下自习、十点熄灯、不准讲小话，学生迟到一次罚款1元，老师迟到1次罚款10元与分数决定一切的现象依然存在；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无论大学还是幼儿园，英语学习热浪滚滚、撼天动地的现象也是愈演愈烈；不少的社会商机捕捉者趁火打劫，大街小巷任取一室就开办出了琳琅满目、形式多样的奥数补习班或者奥数补习学校，其财源滚滚、屡办不衰之现象更是如火如荼……

我们是不能否认教育部“小改天天有、大改三六九”的改革功效的。但无庸质疑的是，中国的教育依然没有能够培养出诺贝尔奖，依然没有改变国民素质的落后现状，依然没有让中国的文明万世流芳。相反的是，教育者的“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频频，教师们题海法宝依然存在，学生们“以分数论英雄”的评价机制仍然没有取消。对此，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让中国的教育走进了意淫与迷失的旋涡，走进了混乱与没落的泥潭？针对教育部不懂教育的说法，谁又该为之汗颜，为之脸红？当教育“万恶”已成为人民心头之问的时候，作为最权威教育部难道还不应该反思，还不应该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行动来吗？

事实证明，我们做了很多事，但大多都是一些形而上学的没有多大意义的很是迷乱的事情。设若我们现在反思还来得及，否则中国的教育就真的要趋入歧途了！

——教育“万恶”，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49、对后进生好一点
今天一大早在办公室，和同事们聊天，突然聊到了自己班上的***同学。孙老师向我描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昨天在2路车的公交站点乘车，恰巧碰到了***同学，按照常理，学生看到老师应该很有礼貌的主动问候一声，更何况是从一年级就教自己奥数的老师，平时也对其付出不少心血。这也就罢了，***同学居然装作没看见躲过去了。这让孙老师很是尴尬，结果是两人形同陌路人，谁也不认识谁。作为老师心里自然有点失落，更多的是遗憾，熟不知这位同学是如何想的。

这位同学是一个成绩非常好的孩子，在班上每次都考第一、二名，语数英都非常优秀，是所有老师眼中的好苗子，大家都想好好培养她。听了孙老师的叙述，我这当班主任的心里咯噔一下，似乎想起了许多情景来：

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在班级中，总是存在这样两个重要的群体----优等生和后进生。为师者总是偏爱优等生，给了他们太多的荣誉和光环，他们占着自己天资聪颖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无论是成绩还是参加各种比赛，总能屡屡夺得好成绩，让孩子们羡慕，让老师放心。而后进生则不同，或由于家庭原因，或由于智力因素等，他们总是遭到同学和老师的白眼与批评，在班集体中经常遭到冷落和排斥。

在这其间，我们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环：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优等生往往优越感很强，自以为是的居多，与同学关系不和等。就像***同学居然在老师面前说，自己取得的成绩和荣誉跟老师没关系，都是她自己得来的，在班上总不能得到同学的认可，哪怕成绩很好。虽然刚刚教她一个多学期，可我可看出些许端倪来，这个孩子的确难以接近，心理很封闭，就连路上碰面了招呼从来不打。上回生病了，我到她家家访，进门以后她不冷不热的神情让我颇不舒服，四年级的孩子居然连最起码的礼节也不懂，更何况是自己的老师。这让我很是失落。毕竟在自己的教育过程中，我始终坚持一点：公平对待每一个孩子，发现每一个孩子的优点并使其发扬光大，树立他们的自信和永久的学习力，保持快乐的学习心态和健康的心理。对***也是充满期待，可结果却未尽人意。也许造成这样的因素很多，但无论有多少原因，结果却对孩子将来的发展是不利的，必须引起重视。

这也让我不禁想起曾经教过的学生，每年春节，还有教师节，给自己发短信送来祝福的总是班上成绩最差的孩子，男生女生皆是如此。一下课，这些刚被批评过的孩子居然什么也忘记了，围绕着你说长道短，不亦乐乎，让人直后悔不该再批评他们了，这如果没有良好面对挫折的心态是无法做到的。就像苏琪钊，目前来看成绩是最差的，可每次他总能开心地面对你，亲近你，无话不说。一个多学期来对他的鼓励和帮助已经奏效，让我找回了一个孩子应有的快乐，短暂的童年本应该这样天真，不能让孩子失去。想起前些天一个原来班上倒数第一名的孩子居然在网上给我留言说：“老师，好久没见你了，我很想你……”这让我很诧异，也感动了很久。坐在办公桌前，回忆起当时自己批评他们的情景来，只觉得于心不忍哪，哈哈……为什么不对他们好一点呢？呵呵……或许……

我不停在想，教育这两种学生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通常认为的优生自然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按照一贯思维来说，优生理解能力强，肯吃苦，思维活跃，到了工作岗位上应该如鱼得水才是。而与之相对的差生因为经常调皮捣蛋，应该经常惹麻烦才是。而事实经常是恰好相反的。

    差生因为经常受到训斥白眼，所以锻炼出的耐挫折能力非常强。因为思维活跃逆向思维而不被老师喜欢却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与老师关系相对差，所以能够处理好与同学的关系，在走进社会后能够处理好人际关系。而这些优生却很少具备。

    有一个美国人的笑话值得我们学习：老师们知道，不要看不起学习成绩最差的学生，因为他将来可能是美国总统。

对于我们老师来说，不要等到自己的学生成为了爱因斯坦、牛顿、林肯之后才到处炫耀这是自己的学生。对差生多一些关爱，是教育平等、也是人格平等的体现。这才能体现出一个老师真正的伟大。好教师不是看送出了多少优秀的学生，而是看能否用人格魅力感召影响学生的一生。的确，对优等生要严爱，对后进生要偏爱，对中等生要博爱，是永远不变的教育法则。

对后进生，好点……

50、怎样让教师不陷入麻木？--
教师的麻木，源于政府部门对解决教师待遇的麻木不仁。
　　最近，人民网推出有关教师生活状态的调查，27137 人参与投票，结果显示，工资待遇成为最受关注的内容，92%的教师希望获得教师工资待遇方面的信息，83%的教师最关心自己的工资待遇，89%的教师觉得目前最需要改变的是提高自己的工资待遇。而想获得教改动向信息的教师为26%，想获得教师教学方法的为23%，关心自己的教学质量的为32%，关心学生的反馈意见的只有22%。认为教师职业“一般，就是一份普通工作，有些麻木”的达到37%。
　　也许面对以上调查结果，很多人对教师会大为不满：怎么如此关心自己的待遇，却对教育教学不那么关心，甚至对“神圣”的教师职业麻木呢？但如果再联系到本次调查得到的另一项结果，73%的教师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学生成才，得到学生的认可”，就不难发现，教师并没有失去职业理想，而大多被现实的处境所困惑。
　　根据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一个职业能否让人满意，包括“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两方面因素。其中，保健因素包括用人单位政策、管理措施、监督、人际关系、物质工作条件、工资、福利等。当这些因素恶化到人们认为可以接受的水平以下时，就会产生对工作的不满意。而激励因素包括，成就、赏识、挑战性的工作、增加的工作责任，以及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如果这些因素具备了，就能对人们产生更大的激励。
　　以上调查，再次印证了这一理论。对于教师来说，他们的工资待遇，有不少其实已经恶化到可以接受的水平以下，因此，工资成为对工作不满意的重要因素。而工资待遇的增长，其实并没能带来他们的事业成就感。
　　理清以上概念，对于今天教师队伍的建设，就可以找到症结所在。首先，离开基本的保障，来要求教师谈职业理想、高尚师德，全身心投入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那只是空泛的要求，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只有在根本解决教师的收入待遇基础上，才能把教师对职业本身的满意度，恢复到正常状态。近年来，每每谈到师德，舆论总把教师塑造为不食人间烟火、道德极其高尚的圣人，比如，那个每天工资只是一斤苞谷的“苞谷教师”，感动了好多中国人，可是这种感动本身，意味着对职业保障的矮化，换句话说，教师职业居然如此没有待遇保障，这是这个社会的耻辱，而不是感动的题材。还有，舆论总是以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阳光下最神圣的事业”，鼓励青年学子从教，可是，本次调查显示，“暂时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才选择做教师”的达到42%，认为教师让人尊重而选择做教师的只有8%，这充分表明，道德的感召，并不能提高职业本身的吸引力。
　　其次，在提高教师待遇基础上，真正能激励教师产生职业荣誉感的，则是学生的成才，得到学生的认可。也就是说，行政部门的奖励、评定职称、职级，等等方式，其实难以起到激励教师的作用，对于教师的培养、使用和管理，还在于让他们关注教育教学本身，从人才培养中，收获成就感。而这一方面，近年来各学校高度的行政化，不断迎接上级的各类评估、评比，已经让教育教学偏离教育的规律，从而使教师在低收入待遇、低事业成就感中，陷入对教师职业的麻木。
　　教师对于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的教师法、教育法，也早已明确保障教师的工资待遇，90%教师对工资待遇的关注，再次呼吁依法保障教师的待遇。政府部门不能再对教师的待遇问题麻木不仁，如果所有教师都被基本的工资待遇所困扰，他们又怎能去传道、授业、解惑呢？

51、破格录取三轮车夫读博士有何不可？
4月23日，复旦大学经过专家考试和校招生领导小组讨论，把38岁的蔡伟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导师为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38岁读博士并不稀罕，稀罕的是蔡伟只有高中学历，下岗十余年——8个月前，他还在辽宁锦州蹬三轮养家糊口，从未想过，人生最大的转折即将到来。
   恕我孤陋寡闻，在此之前，我从来不曾听说过高中学历的三轮车夫也可以读博士。然而，翻开国内高校的博士招生简章一查，方知我的孤陋寡闻其实是有根据的，要想攻读博士，一般都需要研究生学历，即使少数博士也招收本科生，但条件那是相当的苛刻，但不论如何，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都没有高中学历也可以读博士的说法。
   那么，是复旦大学的拟破格录取错了吗？网络上，也不乏这样的担心，录取一个高中生读博士，有违教育公平之嫌。在我看来，录取高中生读博士没有错，错就错在不允许高中生读博士的常规。且不说苏步青先生当年招的研究生中，也有高中学历的，现在有些成了数学家，仅就博士的培养规律来看，也并非如同种柿子，必须得按部就班地来，众所周知的是，我国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的关键问题是行政化日趋严重，这不仅表现在教授们热衷于当官，校长们都是相当级别的行政官员，而且表现在学生的培养也像官场里那般被科层制化，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硕士，从硕士到博士，不能越级。
   按照科层制培养博士本是教育规律的使然，然而现如今，这样规律被我们用过了头，搞得教条化了、绝对化了，攻读博士都未必都要是硕士，关键是要看有无研究能力，高学历并非等于高研究能力，低学历也并不是都没有资格读博士，现在的问题是，包括博士在内的高等教育招生一味地追求高学历，讲究所谓的门槛，却忽视了做学问所真正需要的那股韧劲和悟性。
   也许会有人说，破格录取高中生读博士，难道不担心暗箱操作吗？这种担心当然是有道理的，可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宁可相信一纸考卷，而不相信教授们的主观辨别力呢，再说，也并非所有的教授都会在招收博士时开后头、走关系。退一步讲，现阶段我们的教授之所以承受不了自主录取博士的重任，原因之一是他们中确实有一些人是滥竽充数，原因之二则是因为他们阔别自主招生权太久，时间长了，本来工作也就生疏了，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种依赖心理。
   回过头再来看这起破格录取高中生读博士事件，我们与其担忧、质疑、不解甚至嗤之以鼻，还不如给予充分的理解和信任，读博士从来都不是一种褒奖和赏赐，而必须传授给合适的人。攻读博士不唯学历，不拘一格降人才，何不从现在再次启航呢？当然，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对这种招生权予以有效的监督。破格录取高中生读博士不应再成新闻。

52、教育减负令缘何有了抗药性？
　　近一段时间，由于集中出现了几个中小学生因学习压力过大而自杀和生病的事件，中小学生减负的问题一下子又成了社会议论的焦点。教育部新近也公布了《教育部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该《意见》中特别强调要科学安排作息时间，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坚决纠正各种随意侵占学生休息时间的做法，依法保障学生的休息权利。但是政策并没有被一致看好。
　　任何一种药物产生抗药性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减负令有了抗药性，同样如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笔者上中学时，每月只过一个星期天，教师星期天给学生补课不是无私奉献，学生要给学校交补课费的。可是同学们都不情愿补课，不是怕交钱，而是身心俱累，难以承受。我想，那个时候或者就有了减负令。时至今日减负令更为密集，如果某地学生因学习压力过大而发生极端事件，上级就要发布减负令，又是要求又是强调，纠正一些学校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的作法不可谓不坚决，可是这些政策的执行力如何？正像一位教师所说的：现在孩子们过重的学习负担，与政府的不作为有很大关系，给学生“减负”的政策从来就有，但是政策的执行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减负令从来就有，政策的执行者——政府不作为，学生的课业负担依旧沉重。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感言：“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候都出不了中南海。”
　　其实，减负令并不孤独。安全令亦如此。譬如，某地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一定的人员伤亡，于是教育部门立即发出“安全令”，要求严防死守预防学校安全事故发生，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全令”刚刚发出，一些地方就发生了安全事故，造成学生伤亡。减负令、安全令对于发布者而言是面子工程，问题已经出现，事故已经发生，如果不表态、对下不做要求，面子往哪里放？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也给上面一个交代；也是形象工程，不表态就是自毁形象，相反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也是政绩工程，有了种种政令，在工作总结中慷慨陈词，一年发出多少减负令、安全令等等。究竟效果如此，只有学生知道。
　　药物产生了抗药性，需要增加剂量，最好的方法是更换不会产生交叉抗药性的药物才能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减负令有了抗药性，教育主管部门如果发一个《关于实施减负令的意见》，依我看也是一厢情愿。
　　要彻底改变这种令令失效的的局面，必须营造不执行命令就受到惩罚的行政环境，甚至以法律手段约束执行者的行为。减负令、安全令等屡屡失效，根本原因在于执行命令与不执行命令一个样，甚至执行命令者吃亏，为学生减负，学校有可能要付出升学率降低的代价，谁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呢？政府是应试教育的推动者，减负令就成了学校的自选动作，而不是必做动作，或者做了也不会讨政府的好。解铃还需系铃人。治理教育陈疴，不能仅靠这令那令了，笔者以为重要的是政府有所作为，教育部门的减负令一方面需要政府强制推行，如果有校长有令不行，就拿校长试问，甚至免职；另一方面改革学校评价办法，淡化升学率，让学校教育回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