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9-22 14:57:27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苏永通　沈颖 刘宇翔 马捷婷
 
 

　　刺头学校”搏命记

　　2006年7月12日，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下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尽快清理整顿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全市总共涉及学校241所，近10万人。

　　秋季开学已经一个月，整顿所牵涉的孩子，能否如政府所愿“有学上”和“上好学”？

　　这是本报记者对两个区的观察。海淀区的整顿牵涉到15000多个孩子的命运，余波未了。大兴区几百打工子弟强行冲入被取缔学校上课，又受关注。

　　我们看到了政府的努力和用心，也看到了事情涉及的几方：家长孩子、民工学校、公立学校，各自的焦虑与博弈。
　　
　　已经被取缔的北京大兴源海实验学校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9月22日，星期五。迎着东面的太阳，在学校围墙根下，在卧倒的电线杆上，100多个学生，从学前班到初中二年级，盘坐着，有的东张西望，有的跟着老师的手势咿咿呀呀念着不同的课文。

　　自今年9月4日以来，师生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规律：“恐惧的周一，可怕的周五”。每周一，镇政府和穿制服的巡防人员围成人墙，阻拦学生入校；周五下午，镇政府的人则在门口拦截家长，发放传单。

　　不过现在，连周二周三都“很难过”。就在三天前，9月19日，星期二，数百学生喊着“我要上学”的口号，冲破十来个巡防人员的“人墙”封锁，强行进入学校上课。

　　校长陈永明称，学校之所以强行上课，是因为“家长不同意”，“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学生，我们也要办下去。”

　　大兴区瀛海镇分管文教的副镇长王长路则认为，“陈永明是在拿孩子当砝码，牺牲孩子的学习，就为了自己的利益。”

　　瀛海镇教委先后发出五次通知，镇教委和陈永明还签过两次协议，但是，白纸黑字没能阻止学校强行上课。

　　9月22日，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一个家长有些激动：“你说为什么关了7次，还有这么多学生？”
　　
　　“刺头学校”

　　瀛海镇教委主任刘宝平承认，这次取缔的通知“确实有点急有点晚”。取缔行动的大背景就是2006年7月12日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下发的通知。镇教委作出“清理整顿方案”已经是7月20日。房屋安全是学校取缔与否的最关键因素。取缔源海实验学校的理由就是：教学楼存在局部安全隐患。“原来300多人，现在700多人，领导都坐不住了。你说上课起立，咣当一声，楼塌了怎么办？”

　　事实上，2005年7月15日，大兴区教委在房屋质量巡回检查中就发现了正在筹办的源海实验学校，而且发现了问题———教学楼属于“三无”建筑———无地质勘探报告，无施工设计，无施工验收报告。当时的处理意见是：责令举办者陈永明停止招生、停止办学。

　　44岁的陈永明是河南息县人，1996年到北京，以卖小工艺品起家，后来在北京西站开超市，“挣了点钱”，在老乡的介绍下，萌生了办学的想法。他预交了三年的租金35万元，租下瀛海镇西一村的一座三层楼房。2005年8月16日，正式对外招生。

　　在此次“清理整顿”中，整个大兴区的48所打工子弟学校，有26所将被取缔。源海实验学校是名单上的最后一所，也是惟一一所至今无法顺利关闭的学校。

　　9月22日，大兴区教委社会教育科科长张香坦对本报记者说，关闭了源海，他们的工作将取得“阶段性胜利”。
　　
　　最后整改

　　2006年8月1日，大兴区教委专门给陈永明下发了一纸没有文号的“告知书”，责令其“自送达之日起两周内达到《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的有关规定要求；并取得卫生、房屋安全、消防等部门的合格证书”。

　　整改是陈永明最后的机会。不过由此他也认为，既是整改，就可以继续办学。8月10日，学校照常开学，报名火热。

　　8月16日，镇教委主任刘宝平带着巡访人员到学校发传单，但“家长一手拿着教委主任刘宝平递过来的传单，一手交钱”。教师赵金萍说，学校告诉家长，他们准备申请房屋安全鉴定，不会有问题。

　　8月18日，在过了“两周整改期”后，大兴区教委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源海实验学校停办。但是这个文件同样没有文号(大兴区教委社会教育科科长张香坦后来解释这是“工作失误”)。陈因此视若无睹，学校照常边招生，边上课。8月25日，学生人数达到701人，并且依然在增加。

　　记者从瀛海镇教委的档案中查实，8月5日和8月23日，陈永明两次给“区教委领导”写信，恳求暂留学校一年。直到8月27日，陈永明觉得“不做不行了”，他向北京市房屋安全鉴定总站提出申请。花了8000块钱。

　　鉴定得出了对他有利的结论：“该房屋现状可以保证在正常条件下的安全使用。”

　　鉴定的负责人、北京市房屋安全鉴定总站工程师张薇后来对本报记者表示，施工图纸和勘探报告主要是程序上的问题，以前很多房屋都没有，严格来说，没有图纸和勘探报告肯定不可以。但这不影响作出安全鉴定。

　　然而，这份新的鉴定直到9月1日才出炉，已经错过区教委给的整改期限。大兴区教委社会教育科科长张香坦称，区教委为此专门开会研究过，结论是：无论哪份报告都不能证明该楼达到安全标准。

　　强行关闭

　　9月4日，瀛海镇政府首次派出大队人马对该校强行关闭，700多名学生被巡防队的人墙挡在门外。

　　此前的8月31日，瀛海镇已经以政府名义专门对源海实验学校的家长发出了“通知”，承诺分流学生不会重复收费。

　　4日晚上，陈永明去了教委，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政府作出巨大让步，“举办者已收取走读学生的费用全部自行支配，政府不干预”，以此抵消陈永明房租等损失。陈永明决定妥协。但他提出要求，要镇教委多给学校上几把锁，并且到现场去疏导学生到其他学校。

　　第二天，镇教委在门上拧了根铁丝，没派人去疏导。“学生又去撞门，有的翻墙，没办法，只好开门。”陈永明说。这一天，学生人数骤降至518人。

　　9月13日，孩子们在校门外嚎啕大哭，没有上课。

　　9月14日下午，在镇政府，陈永明和司法所所长李平原有一段对话：李平原：“政府要关闭学校，有什么要求？”

　　陈永明：“我知道是非法办学。可如果家长接到通知会怎样想？把孩子这么相信地交给你，现在自行宣布解散？我现在没有回头路，只有开下去，除非政府强制贴封条关闭学校。”

　　9月19日，镇政府和巡防队再次强行封校。这是第二次大规模的封校。十几个巡防队员围成人墙，将大门堵死。8点10分，上课铃一响，学生家长都急了。学生喊着“我要上学”的口号，冲进学校。在混乱中，巡防人员与家长发生肢体冲突。

　　前去采访的北京某报摄影记者，从女厕扒开铁丝网，逃离现场。
　　
　　分流之后

　　这段时间，家长们也被搅得心神不宁。在附近服装厂工作的闫保安说，自己已经没有心思上班了。“就是希望孩子可以好好上学。”

　　按照瀛海镇的分流方案，被取缔的4所学校，小学生将被分流到被政府认为“校舍较为安全，暂时保留一年”的民工子弟学校怡乐学校、晨光学校和康明学校，以及后来政府新建、私人承办的经纬学校；学前班儿童分流到瀛海镇第一中心幼儿园，初中生分流到红星中学，两者都属于公立学校。

　　闫保安拒绝将孩子送往政府指定的分流学校：“康明比较近，但门前有条大水沟，不安全。其他学校比较远，还得过马路。而且姑娘在家的成绩没这儿好。这里教师都有资格证。也有暖气。”

　　在瀛海镇的7所自办民工子弟学校中，源海的学费最高———小学每学期400元，高出其他学校50元，来此就学的学生却越来越多。第一学期招来了280多人，第二学期猛增到620人，刚刚开始的第三个学期，21个班，学生人数一度突破700，规模超过被保留的三所学校中的任何一所。

　　五年级的吴章伟去了康明学校一个多星期，又跑回来找陈永明：“那里一点也不好，一个班70多人，让我坐在后面，都听不见。”

　　记者从镇教委的一份登记表上了解到，4所接受分流学生的学校，大多数班级人数分流后都超过了45人的标准，有的班级甚至达到80人。

　　康明学校校长汪立明承认，康明从源海接纳了160多名学生，已经有30多个学生离开。

　　镇教委主任刘宝平认为，这是源海学校在捣乱，是陈永明把他们叫回去的。陈永明称，他已被骂作是“老无赖”，是“粪坑里的臭石头，又臭又硬”。

　　9月19日，大兴区召开总结会，会议说，清理整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总数和在校学生总数“双下降”的工作目标。

　　9月25日，源海实验学校依然大门紧锁。孩子们从铁门的缝隙里钻进去，继续上课。

　　后记：9月25日下午5点，陈永明接到北京市教委的电话通知，让他第二天递交一份材料，让事情“尽快解决”。陈永明觉得，北京市的介入也许意味着学校有了新的活命机会。

　　(P1181101)　

　　■链接

　　敞开胸怀　量力而行

　　——北京市教委有关人士就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目前，在北京公办中小学借读的流动儿童有22.8万人，是2001年的3倍，占来京流动儿童少年总数的63％以上。尽管这几年公办学校不断扩大招生数量，但在未经批准自办学校上学的学生人数仍在不断增加，并呈无序发展态势。

　　在全市未经批准的241所自办学校中，有132所学校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主要包括房屋校舍隐患、交通隐患、食品卫生隐患，这三大隐患就像悬在头上的一把剑，时刻威胁着42010名学生的生命安全。

　　未经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已经到了该叫停的时候，今后打工子弟学校必须纳入规范管理。

　　全市各区县开展这一工作，仅市级财政就投入基建、修缮和设备经费8000万元。

　　北京第一敞开胸怀，第二量力而行。一个城市人口的承载力，以及对外来人口子女就学的承载力，应该有一个科学的计算。现在30多万人已经有些吃不消了。北京的承载力毕竟不是n，而是有具体的数字。

　　“限制”，是指要有准入的条件，如北京正在实行的“五证”。在英国伦敦，必须要在那里有住房，并且就业，才能解决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如何从居住、工作等方面界定打工人员身份，北京市正在研究一个比较明确的办法。

　　终结令发出之后

　　  ———北京市海淀区取缔打工子弟学校观察
　　
　　
　　在对北京市海淀区取缔事件的采访中，本报记者发现了隐秘的“豆腐干学校”的存在。这揭示了打工子弟学校从最初由理想主义者的操作到大量逐利者进入的事实。令人担心的是，若在应对不足的情况下取缔，是否反会导致更多的孩子无声无奈地流入黑洞般的“豆腐干学校”？
　　
　　“强制分流”的早晨

　　9月4日9点，利民希望学校院子里拥挤着50多位家长，有的还抱着孩子，伸长脖子等待。

　　就在前一天，他们临时接到学校通知集中，等待区教委派来的工作组进驻学校，“现场分流所有学生到大牛坊和小牛坊两所公立学校去”。

　　这意味着包括利民在内的29所学校，从7月开始持续到9月初的“沉默抵抗”将遭遇强力摧毁。

　　取缔令早在7月4日就下达了，30余所打工子弟学校被海淀区教委统一叫停，牵涉学生人数多达15000人。

　　8月20日左右，29所学校却依然“顶风”开学，这些学校拥有学生数逾500甚至多达千人，只有少数两三百人之间规模较小的学校自动“关门”。

　　撑到9月初，仍逃不过“在同一天分别被29个工作组强制分流的命运”。海淀区教委表示，已制定了分流方案和公办学校校舍扩建及修缮计划，并首批拨付1300万元。

　　这天等到近10点，孙校长却突然接到镇长转达的教委临时决定，“分流暂缓”。

　　家长们懵了，“如果子弟学校以后突然再被关，早就过了公立学校报名时间怎么办？如果子弟学校关了，刚交的学费能不能退？”

　　十几名家长当场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还在门口给区教委小学教育科打电话，工作人员回复说先拿着“告家长书”到附近的公立学校报名。

　　家长更懵了，“第一次听说‘告家长书’。”这份当初随海淀区教委取缔令一起下发到打工子弟学校，要求转发给家长的东西，显然多半被学校扣压了。
　　
　　为进入公立学校而奋斗

　　比起一直没接到“告家长书”、等到9月4日孩子回家才知道取缔这回事的父母，那些知情更早的人，奔波更早，烦恼也多。

　　在明光寺菜市场卖菜的吴先生7月中旬就跑到公立学校艺师附小给孩子报名，“校长叫住我说，学校需要办公用品。”在一个黑压压的缴款名单前，他掏了2000元。令他疑惑的是，“政策说只要有‘五证’，就可以免交借读费啊。我有啊。”

　　卖粮食的王先生儿子本该上二年级，但7月中旬他就被附近公立学校告知二年级已经招满了，只好让孩子留级上一年级，而且要交两到3000的捐资助学费。“学校考了考我儿子，可能嫌他成绩差吧。”他的小舅子家有三个孩子，要交6000多块钱就没上成附近的公立学校，到更远的公立向东小学被要求参加入学考试，“两个没考上的回家了，一个考上留下了。”

　　8月中旬，一位李姓家长跑遍了附近的西北望、红丰、永丰、六里屯、颐和山庄等公立小学，“都说学生已经满了。”他猜测公立学校拒收原因之一是，“这么多外地孩子进去，担心教学质量下降，本地家长会闹事。”

　　老家河南驻马店的陈姓家长，8月底终于费尽周折把两个孩子送进了公立小学，在履行了一系列烦琐的“规定程序”之后。

　　公立小学先给了他一个收费的“条子”，他拿着这个条子赶到中关村海淀图书城旁边的一家银行去交款——学校在那里设置了一个收费点，交上“条子”和钱，会得到另一个“条子”，凭这个“条子”再去公立小学换录取通知书。

　　明光寺市场附近实惠餐馆的一位店主，没敢咨询就把10岁的孩子送回了老家，“咱经济跟不上。”

　　一些被取缔的打工子弟学校顽强地“转战”到其他区，一些孩子也跟过去了。

　　金五星市场中做小生意的十几个人，让孩子跟着海清学校的校长转移去了十几公里外的昌平分校。“每天5点多，孩子就起床出发，坐一个小时校车，晕车，回来脸惨白。”

　　记者多次联系几家公立学校采访被婉拒，“我们是在执行教委的统一计划。”
　　
　　“我眼睁睁地就做不到”

　　“强制分流暂缓了，但我的心还悬着。”肖海腾的北京希望学校正在飘摇之中。区教委曾在2000年到2002年之间承诺过三步走，审批一批扶持一批淘汰一批，“但第三步直接就来了。”

　　他了解到，附近的公立学校前八家小学正在扩建12间教室，根据教委要求一个班只坐40人，那最多只能增加近500人。问题是仅希望小学八家村分校一家，光小学人数已经超过1000，“多出来的500名孩子怎么办？”

　　令肖海腾极其郁闷的是那份“家长告知书”的措辞。他之所以没有下发给家长，除了确实放假联系不上，另一个心理原因是———“那告知书，你过去的贡献什么都不提，劈头盖脸就给扣上个‘非法办学’的帽子，让我去发给家长，不就等于说肖海腾是小偷，现在被抓住了，让我上街大声喊！我感情上接受不了。我们要一个客观真实的历史评价。”

　　肖海腾是受哥哥的影响来京办学的。哥哥肖海龙一直觉得自己办学很光荣，教的学生除了台湾、澳门、西藏，哪儿都有。“我到五道口综合大厅去，我往摊位前一站，校长来啦？你看需要什么？不要钱。后来我就不去买东西了。”

　　“难道是我愿意非法吗？”兄弟俩一直在为合法而努力。肖海腾把他的希望学校从一个院子扩大到了6个院子，投入很大，已经递交了申办《办学许可证》的材料，“就差最后一步了，功亏一篑。”

　　在肖海龙看来，限制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就是场地。要达标的两个要求——“150万的注册资金，200米的环形跑道”把众多的打工子弟学校卡在了合格线之外。

　　这几年兄弟俩为考察办学场地，北京的四环五环甚至六环都跑遍了。“北京租金特别高。五环六环之间的土地，一亩地一年，至少都得在两万元以上。”

　　海淀区有两家合法的学校都是“借鸡下蛋”批下来的，就是租公立学校的闲置房。在五道口的时候，肖海龙每次拆迁的时候就想效仿，也去租明光村小学的四层教学楼，带一个塑胶跑道，漂亮得很。“一问，租金最低一年也得150万。我算了一下，收1000个孩子，一个孩子收1000元，才100万，还不够付房租的。”

　　“我做梦都想建一所漂漂亮亮的合法的大学校，但是我眼睁睁地就做不到，开始还有希望，后来逐渐失望，甚至绝望。我今年36岁，高血压已经3年。”
　　
　　“我恨这个学校！”

　　除了仍在29所打工子弟学校上学的孩子，目前已进公立的孩子，“最多两三千人。”一位校长估算。

　　另有多位校长向记者透露，考虑到大量存在的秘密“地下学校”，由于其规模甚小地理位置隐蔽，至今未被教育主管部门发现，当然也不在被取缔的名单上，海淀要分流的学生实际人数也许大大超过统计数字15000人。

　　而取缔似乎恰恰给这种豆腐干学校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几位校长预言，只要进不了公立学校的孩子有上学的市场需求，“豆腐干学校”就能遍地开花。

　　8月30日，记者费尽周折找到了一家名为“百灵鸟”的神秘学校。后八家村，城乡接合部密密麻麻一色的砖瓦平房，尘土飞扬，和相距仅几公里处恍如隔世。耐着性子依次排查，两排20多间简易房最深处，终于发现4间空置的破败的平房。房间不大，十几平方米，地上散乱的试卷，墙上的课程表依稀显露出“学校”的痕迹。

　　隔壁住户告诉记者，就在几天前，仍有近200名学生在此上学，只有4个老师，400元每月一间房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共5个班，学生四川、安徽、河南的都有。后来因为太多小孩子不愿在这上学，学校办不下去，校长找了个地下室办幼儿园去了。

　　“什么考试，全是‘抄试’。”附近一个家长愤愤地批评“百灵鸟”的教学，“一个学期还要收费600元，坑人。”

　　在一旁玩耍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林林，一个叫苗苗，原来在就在这里上学，现在已经交钱转学进了公办学校。

　　“条件实在太差了，我恨这个学校。”老家在河南驻马店的11岁的林林说。

　　20多平米左右的院子竟然是近200个学生下课活动的“操场”。“下课的时候有的同学根本不敢出来。还有人在那跳绳，我被甩伤过，几个男生拔河，也把看的同学撞伤了。”林林说。

　　夏天热，没风扇，坐一天全身都是汗，只好跑到外面的水池那抢着冲头，洗脸，“上课的时候满脸都是水”。大小班的孩子都在教室里的尿桶里解手，大一点的孩子才能上厕所，就两个位子，还要抢。“臭气熏天。”苗苗说。

　　附近一个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说，“百灵鸟”是个标准的“地下学校”，“校长从来不露面，也不向上审批许可证，只想赚钱，一年赚四五万轻松。”

　　在这位校长看来，1998年前开办打工子弟学校的，还有一定理想，之后办学的就很难保证。他担忧：如果大一些好一些的民工子弟学校都被取缔了，又将有多少孩子会无声地流入黑洞般隐秘的“豆腐干学校”？

　　(P1181111)　

　　“应让打工子弟学校自然消亡”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崔传义研究员

　　　
　　○“如果不是这些打工子弟学校顶着压力继续开学，就会造成一万多学生无法就学。”

　　○“在尚未安排好这些学生的情况下，贸然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不合实际。”

　　○“如果公立学校真正做到没有障碍地接收民工子弟，到时候打工子弟学校就会自然而然消亡了。”
　　
　　“贸然取缔，不合实际”

　　记者：您对取缔打工子弟学校引起的风波作何评价？

　　崔传义：按照海淀区教委的说法，本学期开学时分流学生预计超过15000人，但进展到现在，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学生如期地转到公办学校。如果不是这些打工子弟学校顶着压力继续开学，就会造成一万多学生无法就学，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所幸海淀区现在已暂缓取缔，但这个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

　　记者：您怎么看待打工子弟学校校长们和家长们的反应？

　　崔传义：让孩子进入公办学校并没有错，这是个趋势。但事先需要调查研究公办学校是否真正有能力接收所有的打工子弟。在尚未安排好这些学生的情况下，贸然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不合实际。

　　打工子弟学校是建立在农民工的低交费的基础上来运行的学校，它本身的学费要用于教学、租房、教师工资开支，让他们来解决150万元的注册资金，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

　　“五证”的要求包括暂住证、身份证、务工证、居住证、家里没有监护人的证明，这里也存在一些问题。务工证自去年12月就已被劳动部取消，而要“证明家乡有没有监护人”并不可取。不能因为有祖父母小孩就不能跟着父母，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不能替代。

　　政府对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管理与服务，一定要和被管理、被服务的对象充分沟通，倾听并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和要求并妥善解决。
　　
　　“取缔该取缔的，保留该保留的”

　　记者：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和政府的政策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崔传义：1998年之前，由于城乡分割体制，农民工子女一开始就被排斥在公共教育之外，打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对于避免一些农民工子女流落街头变成文盲有无法抹杀的历史贡献。政府和社会应该感谢他们。

　　1998年后的第二阶段，国家教委和公安部开始重视流动儿童的就学问题，肯定了简易学校的存在，再加上农民工进入城市速度加快，流动儿童增加，需求增大，民工子弟学校大量出现。

　　第三阶段从2003年起，国办发布《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彻底废除了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限制，同时提出流入地政府负责农民工子女教育，要以公办学校为主。

　　这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公办为主，实际上是说还要打工子弟学校作补充。对于那种事实上承担着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打工子弟学校，主要的考核标准应该是“师资、安全和卫生”，对设备条件要酌情放宽，只要师资、安全、卫生没有问题的，应该得到扶持，给它们提供教育经费或师资培训。确实存在一些学校教育质量比较差，但不能仅把责任归于他们，社会也有责任。取缔该取缔的，保留该保留的。在这些学校从事了多年教育的老师，也应该给予尊重，不能一刀切地一律冠以“取缔、违法”之名。
　　
　　“应让打工子弟学校自然消亡”

　　记者：我们调查发现有公办学校通过考试、变相收取借读费等方法来排斥民工子弟。对公立学校应如何监管？

　　崔传义：这是一种歧视性收费，应该加以纠正，严惩不贷。事实上如果公立学校真正做到没有障碍地接收民工子弟，它的教育质量更高，收费又合理，家长肯定是愿意去的，到时候打工子弟学校就会自然而然“消亡”了。

　　记者：如果允许民办学校作为补充，如何监管它不借此牟利？

　　崔传义：举办者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但是不应以盈利为目的，不能只凭办学者的自觉，政府应该设计一些政策来监管限制，比如考察办学者的素质，如是否具有从教经历，每年投资学校建设的资金比例等，防止学校的收入最后都落入个人腰包。对那些确实以盈利为目的的学校应该坚决取缔。义务教育绝不能成为盈利工具。

　　记者：目前公办学校似乎还不能完全容纳所有的打工子弟，将来的趋势是什么？

　　崔传义：在北京民工子弟中有38％在打工子弟学校，在珠江三角洲等地，实际上民办和公办接收农民工子女是1∶1。因此在现阶段，仍然要把民工子弟学校的综合管理放在比较重要的地位，但从长远来看，还是要逐步从双轨走向并轨。农民工子女尽量进入公办学校，扩大公办学校的招生规模，甚至包括新建一些公办学校来接收农民工子女，同时配套户籍制度变革。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也要善待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对比较好的学校，可以派公办教师，优秀的民办老师也可以选拔到公办的队伍里来。更重要的是给予民工子弟“同城待遇”，城乡对立的鸿沟，希望能在孩子这一代逐步地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