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造假办”主任的忏悔
丁星凡
曾有那么一段时期，我被别人戏称为“造假办”主任。在这里，我将自己所知晓的各种造假手法和伎俩公之于众，以示一个“害人者”同时也是受害者的深深忏悔。
教育造假大抵可以分为假数字、假材料、假典型三大类。
先说假数字类。一些教师，尤其是校长、主任等领导干部，为了个人的升迁或某种既得利益，不惜挖空心思，在数字上大做文章，弄出许多匪夷所思的假东西来。这些东西名目繁多，姑且择要述之。
其一，伪造学生学籍。按“两基”验收的标准，将学籍册作某种技术处理，把辍学学生全部当转学论处，私刻外地某学校的印章，然后找几个靠得住的人逐个开出转学证明。总之一条原则，只要能达标，顺利通过验收就行。
其二，虚报新生学额。新增加一个学生就要多上缴一份人头经费。所以，一些学校不惜铤而走险，每逢上面来检查，便将多出来的学生连人带桌藏起来，采取瞒报学额的手法，尽可能多地截留一些费用，还美其名曰是为了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实际上，这笔钱往往被领导们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其三，篡改教师名册。这分两种情形，一是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变相增加人员编制；一是浑水摸鱼随意改动个人工作年限。前者牵涉到单位的整体利益，一些人根本在编不在岗，在工资预算和各种事关编制的报表里，却赫然列着这些人的名字。原因很简单，无非是贪图一个“利”字。与瞒报学额相反，一所学校多占一个编，就可以多从国拨经费里套取一份工资。后者则多与满足个人的私欲有关。有为晋升而将参加工作时间提前半年、一年，甚至三、五年的；有为加薪而变动职称评审年限的；还有为提早退休而篡改自己出生年月的。反正一句话，有利可图，不惜造假！
其四，拔高教学成绩。这也有两种情形：一是鉴于成绩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所以就有人采取“考试时纵容舞弊、阅卷时胡批乱判，统计时肆意涂改”等手段，人为地拔高自己的教学成绩。第二种情况是考砸了，怕不好向学生家长和学校交差，就根据所谓的平时成绩，每生加它10到20分不等，最终落得个家校、师生皆大欢喜。
其五，杜撰普查数据。一所学校，校区面积到底有多大，教学用房、生活用房、运动场地分别占多少平米，每年投入了多少资金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等相关数据，从来就没有人真正去测量和统计过，所有数据都是根据领导拍脑瓜子后授意的基本框框杜撰的，都经不起推敲。当然，也根本没有什么人去推敲。
接下来，说说假材料类。我被戏称为“造假办”主任也大抵归因于此。那段时间，经我一手炮制出笼的假材料主要有五种：
其一，假教育新闻。为了推介学校或学校树立的某个典型，不惜捕风捉影，小题大做，或者干脆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要求只要能见报就行，以制造新闻轰动效应为目的。
其二，假汇报材料。根据汇报内容的具体要求决定取舍，罗列七大项八大条，把做了的说得天花乱坠，把没做的说成做了，尽量做到材料要求有的我都有，不出任何纰漏。反正没有人去核实，除非有人故意刁难。一般情况下，材料好，一切都好！
其三，假课题论文。课题申报、立项后，没有几个人真正去做，到了中期检查、后期结题阶段，就雇个“枪手”，临时拼凑。我们学校做过一个省级重点资助课题，从开题报告到中期研究报告，再到最后的结题报告，都是我一个人闭门造车搞定的。至于研究论文，则是从网上下载相关的资料，然后再加以剪裁、整合，根本就不是潜心研究得出的成果。
其四，假会议记录。一些工作如教师党员民主生活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平时压根儿就没有开过。但有关部门要检查，没办法，只得依照迎检要求，一一赶做。于是制作假会议记录的任务就落到了诸如我等一类人的头上。领导还要求严格按会议记录的格式反复推敲，不能出半点差错，必须做到比真的还真！
其五，假计划、假总结。每逢期末或年终，上级对学校进行大检查前，都得对照评估细则一一自查，凡是评估细则中涉及到的项目，没有计划、总结的都必须悉数补齐。而这种任务的突击完成，往往就成了考验我公文写作水准的最佳标尺。
此外，我参与过或耳闻或目睹过的造假行为还有假课表、假备课、假活动安排；假证明、假上课录像，等等。也许是各式各样的假材料让某些人获利不小，反正大家都趋之若鹜，几乎没有人肯承认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最后说说假典型类。想来好笑，缘于在别人眼中我是个会写材料的人，能妙笔生花，因此得以见识各种假典型——一个靠陪领导打牌起家的完小校长成了县政府表彰的“百优”青年；一个连教学论文为何物都不知道、写个短稿也要请人捉刀的教导主任成了市一级的学科带头人；一个“酒精”考验，终日喝得醉醺醺的中学支书成了全县教育系统的优秀党员；一个不安心本职工作、撇下山里几十个孩子跳槽到城里的教师成了市里的师德标兵……真不知他们怎么想的？都那么堂而皇之，心安理得！也许，他们有他们的人生哲学：活人就得这样，假有假的实惠。
发表于2006年7月12日《中国教师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