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讲了钱学森是何许人也，也讲了她创作本书的原因概要。[P]《蚕丝——钱学森传》讲述的是钱学森的故事。他已经近50年未履美国一步，在美国，只有极少数已经垂垂老矣的科学家还记得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是为后面展开所铺垫的内容。他对于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却居功甚伟，在中国，报纸上将他尊称为“火箭之父”，而在科幻小说作家阿瑟。克拉克的小说《2010：奥德赛2》中，他的名字也用来为一艘中国飞船命名。[/P][P]钱学森的一生是冷战的一个绝佳反讽。他是中国第一代核导弹与卫星的缔结者，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用以与美军抗衡的“春蚕”反舰导弹便是在他的主持研究下研制成功的。但他却在美国接受教育并成长，留美经历长达15年。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因中国的介入而使美国掀起反共浪潮，被“指控”为共产党员的钱学森才被强制遣返回中国。[/P][P]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是教育部一名小官员的独生子。1935年，作为庚子赔款奖学金获得者，钱学森首次来到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杰出空气动力学家西奥多。冯。卡门门下受教，帮助创建了喷气推进实验室。在“二战”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尽管身为中国公民，钱学森却获准参与了美国的机密政府项目。钱学森在流体力学、结构屈伸和工程控制论等方面的工作为美国先人一步进入太空时代作出卓越贡献。[/P][P]钱学森被驱逐回国后，中国的空间研究开始高速发展。威廉。莱恩和苏墨林合著的《中国蘑菇云》一书中这样写道：“从一开始起，1956年就是一个极度活跃之年。”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刘易斯和薛理泰则写道：“中国的战略导弹项目……从1956年初开始初具雏形。”西德尼。德雷尔在为二人撰写的《造导弹的中国》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一个工业和科学资源都极其有限的贫穷国家，居然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技术和军事成就，而且是在‘大跃进’所带来的激烈政治动荡之中，简直令人惊叹。”导弹专家P.S.克拉克则表示：“钱学森是最重要的归国学者……他结合了苏联和美国尽管有些过时的知识体系，中国人因此便有能力开展自己的太空项目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电子工程学教授葛守仁指出：“钱学森革新了中国的导弹科学，也因之革新了军事科学。他是这个国家的首席科学家和工程师。”曾担任钱学森助手、现任中国科技协会副会长的庄逢甘说道：“钱学森从无到有地开创了中国的火箭事业。”他指出，如果没有钱学森，中国在技术上至少要落后20年。“中国的太空产业不会有今日的成就。他是最顶尖的科学家，最权威的人物。”[/P][P]钱学森的故事犹如史诗，包含了本世纪最惊心动魄的技术革命和政治冲突。这其中，有清王朝的土崩瓦解，日本对上海的疯狂轰炸，在南加州干枯河谷中进行的美国秘密导弹试验，诞生于德国集中营工厂里的V－2火箭，曾关押了钱学森的小岛，以及他列席的那些中苏最高级别会议。[/P][P]这也是一个关于美国政府如何在可耻的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犯下的最愚蠢的错误的故事。对共产党人的搜捕和迫害摧毁了美国许多最优秀的科学家的事业。[/P][P]这还是一个讲述钱学森科学成就和领导才能的故事。在他的帮助下，美国和中国先后进入了太空时代。就在他的有生之年，钱学森将一个“黄包车之国”变成了拥有火箭的军事强国。即使在数十年的内部政治斗争中，中国依然奇迹般地造出了原子弹，拥有了太空项目。[/P][P]这个羞涩、内向、天资卓越的科学家的个人传奇，他毕生都渴望在和平环境中工作，但却不断卷入全球政治的漩涡中……[/P][P]许多人都认为，尽管作为一名理论学家的钱学森天资聪颖，但他最值得人们铭记的是在中国发挥的领导作用，而不是在美国的科学成就。“在科学的预见性上，他不像冯。卡门、爱因斯坦和特勒等科学巨人一样，富有远见卓识，”钱学森的朋友、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航空系教授的马丁。萨默菲尔德指出，“他和他们不是一类人。他可以帮助那些人完成计算工作，成为他们的左膀右臂，但却无法成为大师。我认为，钱学森的长处在于复制。复制大师们所创造的东西。”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盖福德。斯蒂弗也持同一观点：“钱学森对美国的贡献很大，但并不是无与伦比的。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才是惊人的。”曾受教于钱学森门下的霍尔特。阿什利猜测：“如果不是钱学森回到中国，并致力于向美国展开‘复仇’行动，中国可能不会拥有相对于美国的某种技术优势。回过头来看，这真是非常不幸的事。”[/P][P]关于‘复仇’的话题，或许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我不想讨论。我只是想，当一个人受到冲击之后，所迸发出来的能量，或可超乎一切。当时的美国或许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的结局会是这样的。[/P][P]然而，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许多例子不也是这样吗？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虽则这些发生在一国之内，更何况是怀疑和驱逐之痛呢？！[/P][P]这也让我想到“挫折”这个词。当我们遭遇挫折后，本能地会要反抗，所谓愈挫愈奋。钱学森所遭受的也许不仅仅是挫折这么简单，当时的心境恐怕不亲身感受是难以体会到的。[/P][P]这也让我想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哲学，矛盾的原理。矛盾普遍性原理讲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矛盾还是有条件的，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无疑，正是这种无端的猜疑以及驱逐，成为了事情转化的砝码。坏事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成了好事。[/P][P]就像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所说的。他父亲仍然对美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对他的所作所为心怀怨恨。“这就像有人在你家里做客，你却把他踢出去一样，”钱永刚说，“如果我父亲在这个国家犯过罪，那倒也无话可说。但我父亲却将他生命中近20年的时间奉献给了美国，为这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作出了那么多的贡献，得到的唯一回报却是被赶出这个国家。”所以，即使后来加州理工学院颁授了“杰出校友奖”，也没有使他父亲改变主意返回美国。[/P]

通过阅读第一部分，我首先了解的是钱学森是10世纪时吴越王钱镠王族的后裔。钱家书香门第、世代簪缨，深受中西两种文化思想体系的影响，自然志在高远。既富又贵，又是教育和勤勉的信徒，钱学森的父母都希望他们唯一的儿子成为一名学者，为社会作出长远的贡献。[P]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是一个沉静而温和的人。钱家治生于富有的丝绸商人之家。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正值西学东渐，少年钱家治在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当时还是一所中学）完成学业。书院的课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传统古文经典，另一部分，则是应1985年甲午海战后国内进步人士的倡议，在传统科目之外增加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西式课程。1902年，钱家治作为中国留学生之一远赴东瀛学习，专攻教育学和哲学。回到杭州后，他就任良知师范学校的校长。鲁迅也在其中之一。在学校，钱家治不仅主管校务行政工作，还教授哲学和伦理学课程。[/P][P]在杭州老家，钱家治迎娶了门当户对的章兰娟。1911年12月11日，他们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孩子呱呱落地。“学森”的寓意就是“好学而睿智”，这个名字投射出初为人父的钱家治对独子的殷殷期盼。[/P][P]钱母幼时裹脚，终生不良于行，无法操持任何体力活。但她受过正统的古文教育，在当时的女性中相当罕见。由于无需受到家务劳动的束缚，她有足够多时间教育自己唯一的儿子。[/P][P]钱家的富足和杭州的富庶令钱学森的成长岁月在一个充满安全感的环境中度过。然而，他却出生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年代。[/P][P]1834年，偌大中国仅有一个口岸对外开放，英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终于打破了中国政府一直紧锁的国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俄获得了在一些港口的通商权。列强分割中国中国的通商口岸。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之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杭州也开放为通商口岸。外国思潮和技术的涌入，令一切都在激荡变化。[/P][P]1911年，统治中国两个多世纪的清政府被推翻。就在钱学森出生的那个月革命军在南京打败了清军，宣布成立新政府。流亡在外的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在圣诞节那一天返回国内，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3年，作为议会多数党的国民党的领袖宋教仁被刺杀，幕后指使者便是孙中山的继任者——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袁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并在1914年解散议会。孙中山的美梦被击碎，他再次流亡海外避身于日本，袁密谋登基。尽管玩弄权术，袁世凯却大力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他要求所有国民都接受免费基础教育，并开始推动实验性的师资力量培训计划。这些改革发生时，钱学森正好到了受教育的年龄。此外，他的父亲也因这场改革得到了教育部的任命。1914年，钱家治辞去在杭州的工作，打点行装，举家迁往北京。钱家与杭州长达千年的血脉关联自此而止。                                                                                                                                                                                   [/P]

第二部分北京（1914－1929）[P]举家搬迁至北京是钱学森童年最大的一件事。进城时他还是蹒跚学步的幼童，待到15年离开时，他已经是一个少年了。[/P][P]在北京生活的15年，让钱学森得以吸纳这里积淀千年的文化，同时也目睹了古老中国现代化的动荡转型。耳濡目染京城恢宏雄伟的宫殿高墙，绚烂夺目的奇珍异宝，不可避免地在他心中打下以北京为傲的烙印，这种骄傲与他的自信合二为一，成为影响他终生人格的一部分。[/P][P]北京的一切，无论是住宅、街道还是文物古迹，都是为了强调等级之分而设计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压迫在街头表现的最为明显。富人高高地坐在轿子和马车上，平民百姓则只能步行。对于钱学森这样的富家子弟来说，北京的街道和市场想必蕴藏着无穷的乐趣。耍杂技的把身体扭成各种不可思议的形状，吹糖人儿的把糖稀捏成各种动物，还有能用苇草编成各种玩具的小贩。老北京人也许宁愿躲在剧场里品茶听戏，消磨时光，但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小男孩来说，熙熙攘攘的街道和街上的各色人等，显然要有意思得多。另外北京人对学问的尊崇也影响到了钱学森。比如每隔三年，就会有一批新的学子涌至京城，接受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选拔考试。这些人直接或间接地丰富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P][P]正是在这种环境中，钱学森被送进了幼儿园。这是北京开办的第一所幼儿园。随后，大约在7岁时，钱学森被专门接收天才儿童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录取。[/P][P]作为一名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学生，钱学森幸运地躲过了当时刻板、严酷的中国传统教育。在这里很少体罚，教师们即使生气时也不会对学生大声呵斥。这里的教育是身教胜于言传。当学生走进老师的办公室时，他不仅可以坐下来说话，还会被奉上一杯清茶，就像是一个尊敬的客人一样。[/P][P]读到这里我很感慨：如果我们每一个老师对待学生时，都像这样，何愁师生之间不会形成亲密的关系呢？又怎么会出现那么多教学上不该发生的的事故呢？！所谓打造无恐怖的教室也好，走进学生心灵也好，如果没有民主平等温和的对待，又怎么能产生巨大的效果呢？奉上一杯茶，像是一个尊敬的客人一样……[/P][P]钱学森上午练习书法，洗净双手，将宣纸小心地铺在案上，把墨研得又黑又亮，然后就要用毛笔饱蘸浓墨，在九宫格上逐行描写。入学第一年，学生的手太小，肌肉也不够有力，因此写出来的字通常大而僵硬。但到了第二年，字体便开始变得柔和流畅，颇具架势。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学生们停止描红，开始自行临贴。在6年的时间里，一名学生被要求至少学会3500个字，这样，他们就可以读书看报了。[/P][P]通过这一部分的阅读，我发现孩子们的书法是要坚持的。这让我想到我的父亲，我父亲的书法。[/P][P]不何从何时起，父亲突然对书法产生了深厚的兴趣。父亲是一民办教师，一边务农一边教书，闲暇时光，人们都去打麻将消磨时光，父亲却和他们不同，喜欢钻进家里研习书法。虽然工资不多，但父亲还是挤出钱来买些书法书仔细研究。[/P][P]那时候家里是土炕，房间很狭窄，父亲就把吃饭的小红方桌子搬到炕上，立在地上，铺开笔墨纸砚，用一支手按着纸，一支手用力地写着，刚开始，连他自己也不满意。但父亲不气馁，他一坚持就坚持了三十年。这期间，为了写好字，他不断地拜访名家名师，向人家请教，问人家要字，还把自己写的拿去让人家给指点，那时候的父亲俨然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谦恭，他常说我们要不耻下问，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他还要把字挂在房间里，每日里用心研究揣摩，不停地用手比划着。[/P][P]渐渐地，父亲的字有些出名了，村里边谁家有大事小情，需要动笔墨的，都会请父亲帮忙，父亲也是个热心肠，只要是来找他的，他就认为人家看得起他，连笔墨纸砚都奉送了，写完还要谦恭地送到人家家里，嘱咐人家要等墨迹干了再行张贴。[/P][P]久而久之，父亲的书法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学校里的板报，也由父亲来书写，别人都不愿意接的活，父亲却乐不可支。勤奋地努力，加上刻苦地钻研，父亲的书法越来越好，直到后来获了奖，拿到荣誉证书。我很为父亲的坚持骄傲，坚持就能成功，坚持就能创造辉煌，绝不是一句空话。[/P][P]下午转向自然探索，写“自然日记——用玫瑰花瓣、叶子和图画代表他们还未能掌握的词句。课程内容包括地球科学、地理学、音乐和美术。此外，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到北京的名胜古迹——长城、十三陵、北海和中山公园——实地探访。[/P][P]这样的课程真得是令人向往的。记得小时候，我家西边是一大片杨树林，也有很多梨树、桃树等。每年的四季，我都能从这片树林中获得很多的知识。春天的小草，一萌芽，我就会用小木棍把它拨拉开，让它快些长出来。每一棵树下的小芽芽都逃不出我的法眼，我清楚地知道哪一片地方长出了什么草，什么菜，稍长一些，我就会背上小筐，拿把打草刀子，把它们割来喂那些因冬天饥饿而“咩咩”叫的小羊们。看着它们开心地吃着那些嫩芽芽，我心里可美了。夏天的晚上，我们会在地上点起一堆柴火，父亲会带我们敲打树干，那些鸣蝉会拉着长调地飞向火堆，犹如飞蛾扑火般壮观。我们则会高兴地去追逮这些蝉，然后把它们放入事先准备好的袋子里，回去后，开水烫死，再过了油一煎，别提有多美味了！我最不想伤害小昆虫的，但是早就知道蝉是吸食树汁的害虫，尽管一只蝉来到世间要经过至少70年的时间，但我还是没有过多的怜惜。那些到处飞的黑不了虫，金不了腾，则带给我们更多的欢乐。我们拿上一个小瓶子，再带上一个小勺子，随便在地上一刨，就会刨出一个黑色的小虫子，可开心啦，然后把它们装起来，天越晚，虫子越多，等虫子多了，我们就从树叶上去落，好多啊，高兴地装满瓶子，回去喂了鸡，鸡下了蛋，妈妈就会给我们炒鸡蛋吃啦！夏天雨水多，等雨水停了，坑边一片蛙声，我们会在水中逮青蛙，逮蝌蚪，养在缸里，观察它什么时候长前腿，什么时候长后腿，什么时候没了尾巴。秋天带给我的欢乐则更多了。一到秋天，树叶都变了颜色，有通红通红的，有红中发黄的，也有红黄相间的，也有斑斑勃勃的，五颜六色，可漂亮了！这时，我会拿一根针线，把那些落叶穿在一起，穿得好长好长，像一条条美丽的大长龙般，五彩缤纷，挂起来晒干了，还能当引柴。冬天，最宁静，一片萧瑟苍凉，灰黑的树枝在风中起舞，一下了雪，就更美了。枝条上都成了雪的银丝，好漂亮啊！我想，这些美好的种子，终生难忘，钱学森也应该对这些很难忘吧。[/P][P]钱学森在北京二小度过了几年愉快的时光。他是模范学生，课业上远远超出同学一筹，而且是老师眼中的宠儿。他的老师发现他的过人天资之后，特意安排他跳了一级。在同班同学的记忆中，钱学森是个极为聪颖的小男孩，叠的纸飞机比谁飞得都快都高。“他叠得非常精细，非常小心，让机身严格对称，抓痕又光又平。这样，当纸飞机掷出时，就可以很稳定地飞很远”多年以后，钱学森的朋友张维这样回忆道，“从这个小游戏中就能看出，尽管年纪还小，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他就已经习惯于周密思索，用科学的办法达成目的。”[/P][P]读这一部分，让我想到了我的儿子。我年幼的儿子才一周岁零九个月，但是他的思维却比其他同龄的孩子们考虑问题要周密。比如说，那天，我吃了香蕉，就随手把香蕉皮扔在餐桌上，我儿子也在吃香蕉，他吃完香蕉，一只手拿着香蕉皮，另一只手伸向了桌子，因为还没有桌子高，他用力地踮起脚尖，抓住了我放在桌子上的香蕉皮，然后一把拽下来，一起放到了垃圾桶里，我惊讶地站在一旁，看着我儿子从容地做了这些事情，我惊地张大了嘴巴……[/P][P]还有一次，我带他去一个儿童乐园玩，里有的滑梯下面有很多的彩色小球，很多孩子把球都扔了出来，扔的外面到处都是，我儿子玩了一会球，就非要从里面出来，我把他抱出来，他就挨个去捡地上的球，捡了以后，小心地把它们放进圈子里，捡完后，他就用那些小球去投篮。看得出，他很有满足感，他会舒服地躺在那些球里面，让那些小球把他淹没。其他的不孩子无论大小，都只顾着瞎扑腾，把球子扑腾得到处都是，要不就是不管不顾地上窜下跳，对撒出去的球子不闻不问，而我的儿子却不是这样，我为他感到高兴。[/P][P]玩那个小汽车时，我也注意到了，我儿子要先打开车门，然后坐进去，再把车门关上，两边的车门都要关好，他才会手握方向盘，加速前进。下车时，他要先打开一扇门，出来后，把这扇门关好，再跑到另一边，把那一扇门也关好，才离开，而其他的小孩子们都是很猛地过来开门，上去，然后又快速地出来，跑开。我发现我儿子做事情就很细心，很周密，也许是天生的，也许是经常给他读书的影响吧。[/P][P]钱学森的学校生活十分规律。放学时，钱家的黄包车已经等在门口，钱学森爬上车，跪坐在座位上，脸朝后望着同学们远去。回到家中，他的教育仍要继续。在钱学森的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而非母亲。钱家治从来不硬性向儿子头脑中灌输常识，与之相反，他喜欢激发儿子的好奇心，鼓励钱学森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P][P]钱学森的兴趣在父亲的鼓励下全面发展。他是一个业余标本制作家，自己做的乌鸦和麻雀标本足以开个小型展览。夏日来临，钱学森会捕捉蝴蝶，收集岩石和化石标本。他学钢琴、小提琴、水彩画。他的房间里堆满自然科学和数学书籍。钱家治在花钱给儿子买书上面毫不吝啬，“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70年后，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写道，“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P][P]钱学森的父亲说过，捕捉昆虫是理解生物学的开始，寻找化石和岩石碎片则可小窥地理学的门径，学习绘画有助于理解美的概念。钱学森热爱绘画，多年后，他告诉自己的儿子钱永刚，如果没能成为一名科学家的话，他很可能会当一个画家。可见绘画对他的影响和他对绘画的向往。[/P][P]时光流逝，钱学森在中西合壁的氛围中慢慢长大。这种氛围令他勇于提问，寻找答案，甚至敢于挑战权威。不过，尽管经常提出问题，钱学森却不是那种叛逆的人，天性平和的他大多数时间在家中度过，宁可读书学习，也不愿意与邻近的小孩子一道玩耍。“再没有比他更乖的儿子了。”是一个亲戚对他的评价。[/P]

就在钱学森出生前几年，1901年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中同意，凡有西方人遭义和团杀害的地区，科学考试停办5年。1901年，光绪皇帝下令废止八股取士，把考试重心从玄虚的八股文、书法和律诗转为更实际的施政问题。1905年，科举考试全面废止，此后在中国发生的众多大事更进一步动摇了传统教育体系的各个方面。[P]1915年，废除选举、称帝登基的袁世凯统治下的政府日益身陷外国债务的泥沼之中。对他窃取权力的声讨浪潮席卷全国，地方军阀纷纷宣布脱离袁世凯政府独立，袁世凯羞愤交加，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于1916年死于尿毒症。各地军阀之间的内战此起彼伏，自然灾害和饥荒也肆虐中原。尽管钱学森此时勤勉而愉快地专注于自己的学业之中，他却不可避免地将在一个混乱的国家中长大成人。[/P][P]两年的时间过去了。1923年，钱学森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当时京城里最好的男女合校的中学。在中学里，钱学森依然是个完美的学生。多年以后，当被要求描述钱学森给人留下的印象时，他的同学经常用到“安静”和“规矩”这两个形容词。钱学森的生活一丝不苟，井井有条。他偶尔也会和其他的男孩子一起打球，但每天下午总是会在同一时间准时回家。当朋友们登门拜访时，发现他的房间总是一尘不染。[/P][P]一如既往，钱学森的功课还是遥遥领先。他的同学谭荫恒曾这样写道：“我听到同学们说，李士博（一位讲授生物学和植物学的资深教员，在北师大附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常常对钱学森的学业的专注和刻苦赞赏有加，并且要求我们都以他为榜样，用功学习。”[/P][P]初中的三年时间让钱学森有机会可以探索不同的人生轨迹，未来逐渐在眼前展现。他擅长画动物、流水和花朵；他的生物学作业完成得非常生动，多年之后还被学校保留着；他对音乐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敏锐感知，拉一手好小提琴；他与同学们讨论鲁迅和其他著名作家的作品，甚至被推选为班级代表参加辩论会。天赋出众的钱学森毕业时，可以有十多种不同的人生道路选择，但当进入初中三年级时，他却下定决心，要在科学领域一展所长。在接下来的3年里，钱学森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高等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数学的学习中去。[/P][P]当忆及中学时代时，钱学森对当时的北师大附中校长努力保全学校的勇气印象深刻：“你可以想象，在旧中国，在当时的北京，那是多么糟糕的一段时光。”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学校的正常运转，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附中的校长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还将其变成20世纪全中国最好的学校之一，“这实在是个奇迹！”[/P][P]1928年到1929年间，进入高中三年级的钱学森开始考虑上大学的问题。在一次班级组织的远足旅游中，他参观了两所北京城里最好的学校——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他的同学回忆道，钱学森非常细心地考察了两所学校的实验室，并给出了敏锐精确的评价。毫无疑问，钱学森将会上一所最好的大学。经过仔细考虑，钱学森决定主修铁路工程。在中国，这还是一个相当新的领域，增长速度惊人。直到1929年，中国绝大部分国土仍不通铁路。1881年，以西方零配件组装成的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首次问世，而从开平煤矿到附近大运河的一段7英里长的铁轨是当时中国仅有的铁路。15年后的1896年，中国的铁路总长度只有可怜的370英里，而当时美国已经拥有惊人的182000英里长的铁路网。但是，在接下来的30年中，铁路逐渐成为一种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武器，在中国的大地上留下永久的伤痕。[/P][P]在清政府的抗议和阻挠下，中国的“铁路化”还是在世纪之交时开始了。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俄国人建造了将黑龙江与口岸城市海参崴连接起来的铁路线，日本人的铁路从朝鲜半岛的釜山修到了奉天，德国人在山东大建铁路网，而在长江流域，举目是英国人修建的铁路。从1900年到1905年，外国人在中国建造了全长3222英里的铁路。每个国家所建铁路的标准均不一致，以免彼此。在事实上，这种现代化的交通体系开始将中国分裂成为一个个被外国人统治的区域，有效地将中国瓜分成为各自独立的殖民地。[/P][P]形势很快变得明朗起来：控制住铁路，也就控制住了中国。国民党接管政权后，开始致力于统一铁路。从1912年到1920年间，中国铺设了超过1000英里的新铁路，大多数由日本、欧洲和美国银行家提供投资。随着新铁路的不断建造，便需要雇用新的工程师，这一需求逐年看涨。这是一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投身于脚踏实地的重要基础工业的绝佳机会。1929年秋天，钱学森脱下中学制服，换上一身学生长袍，怀着成为一名铁路工程师的理想，直奔上海交通大学。他与北京，就此作别。[/P]

3上海[P]1929年，钱学森来到上海交通大学。[/P][P]上海交大的前身是盛宣怀创立于1896年的南洋公学。靠着商界的捐助，南洋公学正式成立，首招学生300名。1897年，一名美国传教士受邀成为这所学校的第一任西方研究学院的院长，这标志着上海交通大学接受美国影响的开端。[/P][P]这之后的三年，钱学森修习的都是一些基本的科目：基础物理、化学、数学。他也研读了一些其他的课程，例如机械和电子工程，机械设计，甚至包括工厂实习。大学的最后一年主要学习铁路设计方面的课程，也包括一个以设计火车头引擎为主的独立研究项目。[/P][P]随着时光的流逝，钱学森的同学们开始注意到这个来自北京、沉默内向的小个子男生出类拔萃的学习成绩。“当时，钱学森以身为班级上成绩最好的学生而闻名。”一位校友回忆到，“我们都知道他的成绩。他总是第一。”与此同时，他也给人留下了“古怪” 的印象——即使是以交通大学的标准，他也显得不能吸引他。看上去，钱学森所要的只是独处和沉默——一个可以安安静静思考与做自己的事的环境。似乎只有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才最快乐。[/P][P]钱学森的闲暇时光大半是在图书馆度过的。钱学森喜欢坐在一间背阴的屋子里，极其专注地阅读美国科学期刊上的文章。他可以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只有在笔记本上进行复杂的数学演算时才会分神。[/P][P]在上课的时候，钱学森也在读书。他的同学张煦回忆道，当其他同学“近乎迷信地抄写笔记，生怕漏下一个字”的时候，钱学森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埋首看他的学术论文。“这就是钱学森与众不同的地方了。其他学生关心的只是通过考试，而钱学森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考过，他把全身心都放在他喜欢的科目上。”[/P][P]然而，有一门课钱学森却上得很用心。教这门课的才师是面孔圆圆，戴着眼镜的机械工程教授陈石英，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是当时上海交大最优秀的教员之一。陈石英以英文授课，在黑板上以优美的小字写下一行又一行数学公式。包括钱学森在内的每一个人都为陈石英一丝不苟的教学风格和对黑板的高效运用赞叹不已，以至于有朝一日，这两个特点也成为钱学森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而最重要的是，终其一生，钱学森都深以从陈石英课堂上学来的对教学材料的游刃有余和完美精准的风格为傲。[/P][P]每到周日，钱学森都会独自去上海城里逛一逛。在一次漫步中，他发现了位于上海东部的兰心戏院，一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建筑物。在这里，他常常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欣赏马里奥.帕奇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钱学森不仅能从音乐中获得听觉上的快感，也能享受到视觉上的愉悦。多年以后，他依然会津津乐道于在古典音乐中“看到色彩”。每个时期，钱学森都会在兰心剧院坐上半天，将上海的繁华喧嚣摒于之外，或许，也将整个世界摒之于外。[/P][P]1930年，就在大一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钱学森得了斑疹伤寒，他只好回家休学。[/P][P]1930年到1931年，整个一学年，钱学森从上海交大的校园里消失了。回家养病期间，他对政治发生了深厚的兴趣。他从东安路上的书店里买了不少与哲学、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书，这次终于有时间一一细读。这些书反映了当时在中国暗潮汹涌的进步思潮。钱学森第一次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我读了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书，学到了一些关于宪政运动的背景知识，”钱学森后来回忆道，“我对人生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P][P]通过这一部分的阅读，我发现钱学森是一个特别好静的人，他的思想深刻，不同凡人；再有就是他对学习的酷爱，以及不断地阅读。周小平在给网友的一封信中说：“2008年，和朋友合伙做生意，经济上稍微宽裕了一点，我开始抽出一部分时间来读书，那套花了大概9个月时间读完的《资治通鉴》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之后两年我又恶补了《欧洲史》《亚洲战争简史》《欧洲战争简史》《联邦论》《台湾史》等一系列书籍。越仔细研读这些我就越清醒，直到最后当我看到杂志、报纸上的文章以及“畅销书”里的内容都忍不住想笑的时候，我明白我的世界观正式形成了。而且它应该不会错，因为真理永远只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世界上没有能够轻易获得的东西，历史和政治常识也不例外。你不读书，便没有人能帮得了你。如果你以为微博、杂志、畅销书上那些夸张的、惊悚的、匪夷所思的或者让你拍案惊奇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那么你永远都无法真正地认识这个世界。……”[/P][P]引用他这段话，我只是想说，读书对于我们来讲是多么重要！[/P][P]钱学森的大学生活和“对人生的认识”，在时间上恰好与当时日益扩大化的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相重合。这种学生运动在上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20世纪头20年，外国人是学生运动的主要对象。学生们对他们的傲慢义愤填膺，最著名的例子便是一度悬挂于上海公园门外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而当看到中国劳工在外国警察的欺凌下痛苦挣扎，只不过为了没有及时上缴执照费就会被拳脚相加的情形时，中国学生再也按捺不住对租界中种种不公正的愤慨。整个20世纪20年代，有组织的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1925年5月，当英国警察在租界开枪打死一名示威者时，这种运动更演变为流血事件。30年代初，事态却开始发生了变化，学生们痛恨的对象从外国人转到了无法保护国人的国民党政府头上。在这些学生的心目中，国民党变成了新的坏蛋。国民党之所以招致学生的愤恨，主要出于三个主要原因。第一，它对共产党背信弃义。当蒋介石北伐时，国民党和共产党一直是战友。但到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却突然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政变，血腥屠杀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工会成员。第二，国民党内部极其猖獗的贪污和腐化。在接管了上海市之后，国民党官员与上海的毒贩子勾搭成奸，对半分赃。他们向当地富户勒索钱财，强迫工商业人士购买短期政府债券等。第三，国民党对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不作为激起了民愤。[/P][P][SIZE=9pt]1931年，当钱学森重返交大时，宁静的校园已经为激烈的学生运动所打破。穿上灰色制服的学生表示要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战斗，并组织了众多抗日救国团体，召集了一次又一次的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运动。但他们愤怒的真正对象，指向了国民党政府。学生运动的热度在12月时到达顶峰。没有人记得钱学森是否参加过这些学生运动，但有证据表明，他不再对国民党政府抱有任何幻想。1932年，中国的局势变得更加暴力动荡。当日本军队和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开火交战时，日本海军宣布日本帝国受到侵犯，对闸北进行了轰炸。战斗在3月3日告一段落。在短暂的停火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出面调停。5月5日，中日签署了停战协议。上海“一.二八”事变宣告结束。[/SIZE][/P][P][SIZE=9pt]日本的进攻使得举国震惊，也令国民党的统治大为动摇。对上海的轰炸不仅仅留下了伤痕累累的建筑物和遍地尸体，也令中国人意识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面对现代技术，中国的军事力量简直不堪一击。[/SIZE][/P][P][SIZE=9pt]这场轰炸给钱学森带来的冲击不容低估。这几乎是他生命中经历过的最富有戏剧性也最惊心动魄的事件。所有的一切都清楚地向他表明，科技不仅对于工业发展至关重要，而且还严重关乎国家安全。[/SIZE][/P][P][SIZE=9pt]钱学森对他的同学罗沛霖说，中国的真正进步不仅需要科学天才，也需要权力——政治权力。“他想要用革命的手段改变中国的现状，”罗沛霖回忆道，“钱学森对国民党政府的行径非常失望。他认为，这个政党正在向反智主义发展。他对我说，只靠埋头苦读并不能改变现有的制度，也不会带来希望。必须要采取政治行动。”[/SIZE][/P][P][SIZE=9pt]罗沛霖表示：“对我来说，这种想法是全新的。我也对当时的政府心怀不满，但却没有那样的念头。钱学森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态度。”[/SIZE][/P][P][SIZE=9pt]钱学森的下一步行动表明，他的人生态度也在经历着变化。在过去的4年中，钱学森致力于成为一名优秀的铁路工程师。在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全中国最好的工学院毕业后，钱学森几乎可以万无一失地在交通部谋得一份起薪60元大洋的铁路设计师的美差，这足以让他过上相当舒适的生活。然而，他显然另有打算——在铁路工程之外。航空就是未来。                                                                                                                                                  但在中国，当时并没有航空工程领域的研究生项目。最好的航空研究中心在英国、德国和美国。钱学森可以去英国，拜在剑桥大学空气动力学理论的泰斗G.I.泰勒门下。他也可以去美国，在那里，怀特兄弟揭开了现代航空航天的序幕。钱学森还知道，有一个专门的奖学金项目，为少数最有希望的中国学子提供前往美国最优秀的研究生院就读的机会。那便是庚子赔款奖学金。他开始施行自己的计划。                       [/SIZE][/P]

4庚子赔款留学生[P]何为庚子赔款？[/P][P]以前在历史书上学的只是冰山一角，通过这一部分的学习才更加深入的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在长达25的的时间里，庚子赔款奖学金一直是中国最高等的奖学金。正如一位得奖者所说，获得这一奖学金比此后在美国获得的“马歇尔、罗德和富布莱特三项著名奖学金加在一起”还更令人激动。事实确是如此，虽然从一开始，肇始于战乱的庚子赔款奖学金项目就笼罩着中美双方钩心斗角的阴云。[/P][P]庚子赔款源于庚子年间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由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构成。时值山东洪水爆发，灾民流离失所，加之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在华寻求贸易权和殖民地的外国强权势力加快掠夺步伐，自称“义和团”的成员开始用袭击山东省境内外国会传教士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愤怒。1900年，义和团杀死了大批洋人和中国教徒。这时候，清政府犯了一个大错：慈禧太后盛赞义和团成员的所作所为，并给予他们官方支持。1900年整个夏天，义和团民逍遥法外，肆意屠杀外国的工程师、商人和传教士。在一片杀戮声中，清政府曾承诺为40余名包括妇孺在内的外国人士提供庇护，但他们一抵太原，便遭处决。事情发展到最后，1900年8月4日，美、英、日、俄、法五国组成的一支两万人的军队开始对义和团宣战并迅速取得胜利。1901年签订的庚子条约对中国开出了非常苛刻的条款。清政府被迫赔款4.5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国家年收入的两倍。这笔巨额赔款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超过10亿两白银，约合9.82亿美元。美国分到的赔款为2500万美元，加上39的利息，总数约为4600万美元。当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获悉，最终得到的赔款总数是美国提出的索赔金额的近两倍时，他作出决定，将多出部分以设立资助中国学生留美资学金的形式归还中国。中方对此表示反对，希望这笔钱可以用于兴修铁路煤矿，或是用于金融投资。但美国政府坚持认为，以奖学金项目的形式归还余款，可以培养一批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具有影响力的未来领袖，并像一位教育学家所阐述的那样，“在智识和精神上对未来中国的领导人施加控制。”经过4年的讨价还价，庚子赔款奖学金最终于1909年设立。中国负责留学生的选拔和训练，并将每年筛选出的人选送至美国，所有这些工作，都由清华大学完成。到了美国之后，留学生由设在纽约的中国协会接管，这个协会专门负责管理奖学金获得者在美国的生活和财政状况。[/P][P]就这样，一个诞生于仇视西方背景下的资学金项目，奖一大批最好的中国学生送往西方接受科学和技术训练。[/P][P]1934年8月，钱学森启程前往南京的中央大学，参加庚子赔款奖学金的选拔考试。除了毕业证书，他还要带齐毕业论文、体检记录、两张照片以及一份贴有照片的个人履历，再加上5块钱的考试费。交上所有材料后，他与80名和他一样急于脱颖而出的年轻人坐在一起，争夺仅有的20个名额。对于钱学森来说，这不仅是他迄今为止参加的最重要的一场考试，也将是他以中国学生的身份参加的最后一场考试。可以想象，当得知自己入选时，钱学森是多么的欣喜和轻松。事实上，在所有入选者中，他是唯一一名攻读航空学的学生。[/P]

钱学林的留美同学黄开禄回忆了名单公布以后接下来的安排。每位资学金获得者马上被指派一位国内导师，替他们决定应该上哪一所学校，师从哪一位专家，专攻哪个领域。在进入美国之前，每个奖学金获得者都要在中国游历一年，了解国家对其专攻领域的实际需要。主修经济的黄开禄考察了全中国的工厂和劳工状况，而另一位主修文学的同学不得不对中国剧场的灯光照明加以研究。[P]钱学森的导师是清华大学航空学教授王士倬[LINE-HEIGHT=20px][FACE=arial][COLOR=rgb(51, 51, 51)][BGCOLOR=rgb(255, 255, 255)][SIZE=13px]zhuō[/SIZE][/BGCOLOR][/COLOR][/FACE][/LINE-HEIGHT][SIZE=9pt]，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他鼓励钱学森也到那里攻读博士学位。他还建议钱学森在一年的时间里对中国航空工业的基础设施加以考察。说句老实话，当时的中国航空工业，实在是无甚可观。一位庚子赔款奖学金获得者回忆道，“1933年的时候，全中国的飞机也不超过100架。”[/SIZE][/P][P][SIZE=9pt]1934年，钱学森到访过南昌的飞机制造厂和杭州的中央航空学校。当时，中国国内形势进一步恶化。国民党加大了清剿共产党的力度，到1934年年中之时，已经将包围圈收紧到江西一地。1934年10月16日，中共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从江西苏维埃根据地撤退，长途跋涉二万五千里，转移到陕西。与此同时，日本发动了一系列新的军事侵略。他们准备将势力范围扩展到1933年《塘沽协定》以外的区域，占据整个河北。全国学生再一次掀起抗议热潮，反对让日本帝国主义坐收渔利的国共内战。1935年8月的一个傍晚，钱学森与一群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生在上海登上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他终于要去美国了，一个他的祖辈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地方，进入一所陌生而著名的学校。他知道，他已经走出了成功的第一步。[/SIZE][/P]

5麻省理工学院（1935－1936）[P]
[/P][P]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光是短暂而不愉快的。[/P][P]一、1935年的麻省理工学院虽已经是一所全美顶级的飞行技术学院，但它对航空工程却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P][P]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学一直没有被当成一门正经的学科，而被视为与学生们在冰封的查尔期河上举行的滑冰大赛类似的竞技项目。[/P][P]二、另外的原因则要归于钱学森的个性：他与麻省理工学院就是格格不入。[/P][P]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习成绩依然保持着自幼一贯的优异出众。有个故事说，他曾经选了一门课，考试时，教授出的考题非常之难，绝大多数人都没能及格。学生们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向这位教授提出抗议。“当他们来到这位教授的办公室前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韦伯斯特.罗伯茨这样写首，“他们发现，钱学森的考卷正贴在门上。钢笔写就的试卷工工整整，没有一点错误，也没有一丝橡皮擦拭或涂改的痕迹！于是再没人向那位教授抗议了。”[/P][P]但是，麻省理工学院所重视的除了考试和开创新理论，还有动手实践能力。而在这一点上，钱学森就全然无助了。[/P][P]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结交到了一位密友威廉.桑斯特。有一天，在实验车间里，钱学森满面忧愁地走到桑斯特的工作台前，向他请教如何将防火墙后的燃料罐与防火墙前面的发动机连接起来。桑斯特几乎难以置信。在防火墙上钻个小洞，用铜管把燃料罐和发动机一接，不就完事了吗？桑斯特这样对钱学森说，他认为这个问题“相当愚蠢”。但是，“看起来，钱学森很难接受可以在防火墙上钻孔这样的事实。”[/P][P]或许在钱学森的想法中，破坏防火设备的完整性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是在钱成长的环境中，像这样的体力劳动被认为应该是仆佣们才干的事。多年以后，一位医学研究人员如是评论在中国知识分子精英身上普遍存在的这种特性：“（他们）对手工劳作存在一种普遍的鄙视。这让人想起小心地留着3寸长指甲，并用竹制或银质指甲套加以保护的官老爷。指甲的长度暗示着用手的机会是多么的少，而这是权势的终极象征。”不管对动手操作是鄙视还是全然的不熟悉，很明显，实验室操作令钱学森心生畏惧，而在车间工作则令他疲惫万分。[/P][P]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钱学森研究的硕士论文是关于湍流边界层的。[什么是湍流边界层，指的是与特定物体表面接触的一层稀薄的气体或液体。]当飞机飞行时机翼上便包有一层这样的气体粒子。它们会产生轻微的摩擦，影响到整 个机翼上方的空气流动模式。有两种湍流边界层：层流与紊流。前者可以自如地穿过机翼表面，而后者却会以不同的速率在空气层之间翻腾。有时候，安静的层流也会变得躁动不安，就像点燃的烟头飘散的烟雾一样，它先是垂直向上，但在空气中行进了一段距离之后，便会随机地翻滚波动。总的来讲，湍流边界层的流动在翼面前端呈现为层流，而在翼面尾端则呈现为紊流。1904年，杰出的德国空气动力学家路德维希.普朗特发现了湍流边界层的存在，他发现，必须要将这个湍流边界层的流动模式与其他部分的空气流动模式区分开来。在研究翼面（阻断空气的任何物体）表现时，普朗特将“阻力”的概念引入了飞机设计之中。如果在讨论机翼表面时忽略了这个湍流边界层，飞机的飞行速度不仅会变缓，甚至有坠毁的危险。钱学森便致力于通过实验研究这种现象。[/P][P]钱学森和彼得斯此前未能预料到的一个问题是仪器自震产生的严重摇晃。这项工作既单调乏味又充满挫折感。“我们没有获得任何有意义的结果。”彼得斯回忆道。他后来放弃了自己的研究生论文，“气流振动的问题把一切都毁了。”钱学森的结论与彼得斯并无二致。在长达36页的公式和图表之后，钱学森附上了风洞的照片，并写道：“从现有风洞获得的结果因设备问题相当受限……除非作出相应的更改，否则现有的风洞无法得出任何确定性的结论。”[/P][P]钱学森是如此的沉默，以至于彼得斯对于他打算离开麻省理工学院这件事一点都不知情。所有关于离开动机的故事都各自不同。我们所知道的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日子相当孤独。一位教师回忆道，钱学森在系里几乎‘不存在’。天性羞涩而不善交流，再加上蹩脚的英语，令他的同学很难理解他在说些什么。钱学森把自己封闭了起来，转为向他的终生所爱和最好的朋友——古典音乐）寻求慰藉。1935到1936年间，波士顿交响乐团在科索维茨基指挥下一共举行了20场演出，钱学森场场不落。“这是我唯一的娱乐方式。”他后来回忆说。[/P][P]很明显，无论是在性格上还是在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上，钱学森与麻省理工学院都大相径庭。钱学森想要的是一种理论工的教育，而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工程系则以培养具有实际动手能力、一毕业就能投入生产的工程师为傲。钱学森在中国的图书馆中长大。他的大多数美国同学则在家庭式实验室中成长，在谷仓、地下室和车库里整日摆弄汽车零配件、脚踏车、无线电和飞机模型。钱学森曾经对朋友说，美国人“一生下来手里就拿着活动扳手”。他一度希望师从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伟大的数学科学家，但他的教授们按照麻省理工学院校友鲍勃.萨默斯的话来说：“与其说是科学家倒不如说是探险家。”[/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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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样，当钱学森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时，他的心情一定非常沉重。从本质上讲，如果他现在回国，那便意味着放弃他以志业技术帮助中国抵御外侮，进而将中国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中解救出来的梦想。而从个人层面上来讲，在研究生课题只完成了一半的情况下就回国，会令钱学森不得不面对父亲和老师失望的目光。更重要的是，他也想为自己找到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会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业上未有收获。前思后想的结果令钱学森只有一条路好走：在美国寻找另外一所愿意录取他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与麻省理工学院一样拥有类似项目的学校只有位于西海岸、当时还不甚出名的加州理工学院。非常重要的是，在加州理工学院主持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西奥多.冯.卡门以秉承德国式的理念思辨传统而著称。这里强调的是纸和笔，而不是动手实践的经验。而这一点，无疑对于钱学森来讲，是有利于他扬长避短的。[P]幸运的是，冯.卡门曾经担任过管理庚子赔款奖学金项目的清华大学的学校顾问。或许冯.卡门会愿意收钱学森为学生呢？钱学森本或以写信或打电话去探一下口风，但那可不是他的风格。他直接跑到了加州理工学院，与冯.卡门亲自会面。[/P]

6西奥多.冯.卡门[P]冯.卡门，航空学领域的学术巨擘，是加州理工学院里的传奇人物，一个充满神秘色彩和矛盾的老头。他的思维是如此敏锐，可以在餐巾纸上片刻之间解开其他教授为之纠结几个星期的复杂数学难题，但他又是如此的漫不经心，以至于系里的教授不是不共同出资为他雇一名司机，每日接送他进出校园，以免他在停车场倒车入位时把别人的车子撞得坑坑洼洼。不同的人对他的看法各不相同：他是母亲眼里温驯听话的好儿子，年轻女性眼中大肆调情的老不正经，研究生眼中一个父亲般的师长，公众眼中一位可敬的科学顾问。在加州理工学院，他是一个麻烦不断、难以约束、天不怕地不怕的老顽童，他尽管身材不高，却自有威严。他有着一双铁灰色的眼睛，浓重的扫帚眉，一头乱糟糟的黑发。多数人喜爱他，所有人都敬重他，但却只有极少的人能够理解他。[/P]

1881年，冯.卡门出生在故乡布达佩斯。在冯卡门的年轻时代，布达佩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欧洲大陆上的任何其他城市。这里汇集了近百万人口，第一条地铁在此时建成。经济繁荣伴随着文艺复苏。推动这场文艺复苏的主力是地位直线上升的犹太人。[P]冯.卡门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父亲是匈牙利最有名的学者，长期担任奥匈帝国教育部长。在任时，他创立了一所专为天才儿童设立的示范高中。冯.卡门的母亲是一位出身书香门第的优雅的知识女性，曾经发明了“布拉格傀儡”机械人的16世纪著名数学家贝扎雷尔就是她的先祖之一。年轻的冯.卡门在他父母坐落于布达城齐奥赛法罗斯的豪宅中长大，享受着专属于上流阶级的种种特权。[/P][P]年仅9岁的他被父亲送进了他一手创办的示范高中，在那里，他向研究生学习高等数学。后来，他还拿到了一年一度、专门颁发给全匈牙利数学最好的学生的欧斯特福斯奖。这所学校有“精英苗圃”之称，许多日后国际知名的大科学家，如爱德华、冯.诺依曼等都是在这里毕业。到他16岁时，几乎十多条不同的人生道路摆在他面前，但他的梦想却是进入一所历史悠久的外国大学，在那里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科学。[/P][P]不过这些方案却因为他的父亲而备受阻挠。他父亲莫里斯.冯.卡门是个拘谨古板的人，总是企图控制子女成长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出于对本地小学的不信任，他为家里的孩子聘请了私人教师。出于对既有教材的不信任，他甚至自己亲手编写识字课本、教科书和童话故事。当6岁的他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心算能力时，他父亲吓坏了，生怕自己的儿子变成那种“学究型白痴”。他极力消除儿子所拥有的“人肉计算器”天赋，拿走数学书，命令他改为阅读与地理、天文和历史有关的书籍。他大获成功，冯.卡门的数学计算天分果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从此以后，他连个简单的乘法都要算上半天。从高中毕业时，他的父亲因为多年来与同事充满敌意、严重不合而导致精神崩溃，被迫住进了疗养院，而为了让父亲高兴，他选择主修工程学——在老冯.卡门看来，这比数学实用多了。[/P][P]远离了吹毛求疵的父亲，他学着运用自己惊人的数学技巧解决实际的工程学难题。尽管还只不过是一介本科生，冯.卡门却成功地用数学访求消除了发动机阀门的噪声问题，并就此写出一篇充满洞见的工程学论文，此后，他又受聘于皇家约瑟夫理工学院，出任水动力学助理教授。在此期间，他又完成了一篇关于结构屈曲的论文，他的深刻见解为工程师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依据，在建筑桥梁、飞行器和建筑物上都有重要用途。[/P][P]1906年，这篇论文正式发表，冯.卡门尝到了国际认可的滋味。欢呼声重新激起了他在理论科学领域大展宏图的野心。冯.卡门面对两难决定，是应该留在布达佩斯，过一种安全、体面的工程学教授的生活？还是在国际知名的大学里当一名研究生，继续研究他的屈曲问题？他父亲再一次替他作出了决定。为自身疾病所苦、深感未能受到祖国足够重视的父亲劝冯.卡门外出冒险，扬名立万。那一年，他离开布达佩斯舒适的家，前往德国闯荡。[/P][P]冯.卡门在哥廷根大学的最初几年大约是他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光。对于严苛乏味的校园政治，他并没有从心理上作好准备。他两度显些从哥廷根大学退学。后来，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机遇出现了。身为报社记者的维琦请冯.卡门开车带好去莱茵河左岸的阅兵场，参观英国飞行员享利.法曼进行的欧洲首次两公里飞行试验，冯.卡门开始时对此加以拒绝，号称自己对看一个“木头和纸做的箱形风筝满天飞”不感兴趣。但最后，他却为这次飞行所深深震撼，他决定在这一领域深入研究。[/P]

冯卡门开始拜会了许多飞机制造商，讨论如何设计更轻巧但马力更强劲的发动机。这些讨论并没能得出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冯卡门却希望能够就此深入地研究航空学问题。当普朗特写信给他，邀请他在哥廷根大学新建的风洞实验室担任助理时，他兴奋不已，一口答应，他于这年秋天再度回到德车，很快完成了一篇预言飞行对未来经济的重大意义的论文。[P]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他一直担任普朗特的无薪讲师。在此期间，这个年轻的匈牙利人完成了多项最重要的空气动力学研究。[/P][P]1911年，他通过数学分析的方法发现，当飞机穿过气流时，机身两侧会形成两股平行的涡流，而这会产生空气动力学上的阻力。这种现象此后被命名为“卡门涡街”。未来的几十年中，它被广泛用于解释潜水艇、无线电发射塔、电线的振荡问题，甚至帮助人们找出了华盛顿州一座大桥倒塌的原因。[/P][P]尽管声名鹊起，他在哥廷根大学却看不到任何被提升的希望。他开始看到，作为一个存在本质缺陷的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学校中裙带之风盛行，争权夺利的例子比比皆是。正教授和其他人在待遇和地位上的差距过于悬殊。他有一次曾尖刻地讽刺道，哥廷根大学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便是，娶一个教授的女儿是成为学术明星的最佳捷径。[/P][P]对自身处境充满怨气的他，作出了一个几乎自毁前程的决定。他鲁莽地接受了匈牙利一所偏远的大学的全职教授职位。这所学校由财政部而非教育部拨款，而它的主要教育目标是培养采金专家，他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但他非常在意全职教授的待遇。于是，1912年，他开始担任这所大学的应用力学系主任。但他在这里很不适应。[/P][P]回到哥廷根之后，受人爱戴的费利克斯.克莱因将他叫到国办公室，狠狠训了他一通。他痛斥他不该接受一个采矿学院的职位，并向他许诺，一旦有好大学的教授职位空出来，他一定为他争取。然而，当不久以后慕尼黑大学的一个教授职位空出来的时候，却被一位退休教授的女婿所接替。他只得退而求其次，接受了亚琛理工学院航空学和力学系的教授职位，并出任亚琛空气动力学研究所主任。这时，他才31岁，但却已经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工作方向并投身于其中。[/P][P]1914年，奥地利就向塞尔维亚宣战。他被奥匈帝国军队征召入伍，担任上尉。他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但这些年中，他却也获得了管理庞大预算和监督军事工程的宝贵经验，此外，他还与手握大权的匈牙利、奥地利和德国军官们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P][P]4年战争中，他没有回过一次家。在此期间，他的父亲不幸病逝。[/P][P]1918年，他返加匈牙利，抚慰他年迈的母亲。这一年，匈牙利宣布独立。政权落入共产党人手中，请他担任教育部副部长，他答应了，并将原子物理学和现代生物学等新兴科目引入了匈牙利大学课程设置中去。[/P][P]然而，他的政治生涯很快结束。[/P][P]1919年，布达佩斯沦陷。他藏身于朋友家中，他才回到亚琛理工学院，他的职位奇迹般的保留着，而大学本身已经关闭了长达5年，处于几乎无人部津的状态。他巧妙地说服了比利时军队重建亚琛大学航空学实验室，而代价是免费为军官讲授航空学课程。[/P][P]1921年，他的生活逐渐回复正常。他的母亲和妹妹约瑟芬同他一起住进了新家，帮他管起了家务和社交活动，让他可以放手进行研究。[/P][P]接下来的几年，对他来讲简直幸福无比。在他发表了多篇关于空气动力学阻力、湍流边界层、流体表面摩擦和混沌运动的重要论文之后，他的名气更大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