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楷体_GB2312][SIZE=4] 寒素•勤勉•笃学
                      ——曾国藩的家风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祖籍衡州，出生于湘乡荷叶塘。为清道光年间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入仕，最后官至直隶、两江总督，封太子少保、一等候，谥号“文正”，有《曾文正公全集》传世。
    曾国藩在世时，“康乾盛世”已成明日黄花，而吏治腐败、社会黑暗、国库空虚、外患频至、阶级矛盾尖锐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充分预示满清王朝的统治行将就木。咸丰、道光年间尽管涌现了一批“中兴名臣”，然仅凭曾、李、左、胡等人苦心孤脂、殚精竭虑的效命，也难挽清王朝大厦将倾之势，“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客观规律难逃。不过，由科考而走进官场的曾国藩们，执着于儒家道德，于宦海沉浮中表现出来的某些品质，即使难于补天，也会沉淀为一种文化可供研究，以资借鉴，不会因满清的覆亡而泯其光彩。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儒家追求的经典理想，像许多能臣贤相一样，曾国藩是以自己的人生道路来兑现这一理想的。曾国藩凭奋斗取得了成*****，并且保持了晚节，在一个多世纪中不断受到伟人、名人崇拜，成为封建时代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是他准确地把握了“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又特别是在有了一定的声望后，他把“齐家”摆在更重要的地位。曾国藩的可贵在于他位高权重后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声名”与“贪婪”中，他看中的是声名，而“声名”又与“家风”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他屡屡告诫家人，特别是几个在朝廷中作大官的弟辈不忘家风、珍重声名的缘故。
    “寒素”是曾氏家风的基调。“寒素”即俭朴清白的意思。俭朴是曾家传统。曾国藩出身贫寒。他的高祖做过官，至曾祖已式微，父亲只中了个秀才，终生以教蒙童糊口。曾国藩有弟妹9人，这样一个大家的吃穿用度决不是一个小数字，曾国藩第二次赴京参加会试用完了钱，是向友人借钱归家的。到第三次应试时，家中已筹不出路费，结果是向亲戚族人借33吊钱才得以启程。至京只剩下3吊钱支付考期伙食费，成为最贫穷的考生。于此，曾家的贫困可见一斑。家境贫寒，用度必然俭朴，曾国藩不以为耻，反而珍惜这种家风。考取进士作了翰林，供职侍郎后，境况自然改善，但不改曾国藩由贫寒养成的生活作风，到作地方官掌握了财权，他们尊奉“食无求饱，居无求***“的古训，吃得随便，穿得朴素。在奢糜之风盛行的官场，曾国藩的作派常被人嘲笑。他不仅本人恪守古圣贤的节俭之道，还不厌其烦地教育家人、子女谨尊寒素家风。在给次子纪鸿的信中，他勉励儿子要作“勤俭自持，习劳习苦”的君子，语重心长地劝喻儿子：“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严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半则吾不敢也。”有一年冬天，朝廷中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没妻儿子女站在露天下，饱受饥寒之苦。曾国藩以此为反面教材训导家人说，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生，赏罚由此而定。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十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声名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曾国藩看重家风，与其说是曾氏祖风的继承，不如说立足现实，出于保持晚节的需要。
    “勤勉”是曾国藩家风的主旋。有道是“疏懒人没吃，勤俭粮满仓”，出身贫寒的曾国藩深谙保持勤劳的习惯，对于官宦人家子女的成长有着特殊的作用。他写信教育儿子说：“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他要求儿子：“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不久，奉命“剿捻”。其时的曾国藩可谓政务繁忙，军务倥偬，然而没有忘记“家教”。在“北征”离家出发前，忙中偷闲，为家中儿媳、女儿制了一张“*****课表”，分为“食事、农事、细工、粗工”四类，什么时辰作什么事，一天工作多久都作了硬性规定。怕自己离家后内眷们不执行，又在“*****课表”后加“按语”：“吾家男子于看书读写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特立此日表，请夫人督促，亲自验*****。每月须做男鞋一双，女鞋一只。吾回江宁后，当作一总验。家勤则兴，人勤则俭，既勤则俭，永不贫贱。”不要以为曾国藩婆婆妈妈，事必躬亲得近乎迂腐，然而，偌大的曾府，没有一位有权威的人来严厉约束，门风声誉不败才怪呢。
    “笃学”是曾氏家风的内核。曾国藩本人就是笃学的一生，他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为家人树立了楷模。曾自幼聪明，喜欢读书，据说9岁时已读完了“五经”。他嗜书如命，勤学不辍。曾氏家境贫寒，第二次赴京应试是向友人借钱才得以返家。在途中的一个书肆里发现一套二十三史，爱不释手，一狠心用买船票剩下的钱购下了这套书，因买书花光了钱，只得当了身上的衣服充伙食费。第三次应试中了进士，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殿试、朝考，选入翰林院任职。很多人到了翰林院，就忙于钻门子谋官职不读书了。可曾国藩沉得住气，以所得俸禄大半购书来读。他在亲任职十余年，就是研读史书的十余年。到地方做大员时，不改勤学习惯。即使在指挥作战的紧张日子里，临睡前还要看十几页书。这种读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临死前。“人遗子，金满赢。我教子，惟一经”，谨遵古训的曾国藩把教子读书当作终生大事。曾氏家规中男子必做到“看书读写”四字。给儿子写信没有不谈勤学的。他不希望儿子作大官，唯愿作读书明理之君子。他曾说：富贵*****名半由人力半由天。但学习作圣贤，完全由自己作主，与天命无干。曾氏的笃学不仅使他本人赢得生前身后名，还影响了后辈。大儿子曾纪泽以荫生资格应考，凭成绩取中分发户部任职，不久还升为员外郎。次子也不错，全无纨绔之风。兄弟俩师从外籍教师学英文。次子纪鸿酷爱数学，在圆周率的推算上颇有进展，立志超过祖冲之。
           2006年9月7日开始构思
           2006年9月9——12日草成
           2006年9月13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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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小兰关注。人没有精神，存在就失去了价值。

                   [FACE=楷体_GB2312][SIZE=4]何贻焜与《曾国藩评传》
                        王向东

    何贻焜先生（1908——1959），字一风，原衡南县东阳乡（今属衡阳市蒸湘区雨母乡）人。父亲何云庭是民国时期职业军人，母亲李氏则为有知识的家庭主妇。贻焜先生六岁时，远离母亲到千里之外的广西全州上学。他自幼聪明，又读书刻苦，193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继而考入北平师范大学。1937年北师大毕业后，即为北平高级商科学校所聘用。接着先后于湖南省立二中、衡阳私立成章、平智、船山、扶轮、道南和省立一师等中学及师范执教。1943——1947年出任衡阳县立师范学校（为今衡南县一中前身，址设衡阳市黄茶岭）校长。1951——1957年在衡阳市铁路一中任教语文，并任该校语文教研组长。此后，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直至被捕入狱，1959年惨死于狱中，时年51岁。贻焜先生终生从事教育事业，***贫乐道，深受学生爱戴。
    贻焜先生在求学、执教之余，刻苦治学，致力写作，成就斐然。早在湖大读书期间，就写作了《续文心雕龙》，湘中著名学者李肖聃（革命烈士柳荀直之夫人李淑一的父亲）见之大为震惊。经李推荐，该文在当时的《长沙晚报》上连载。在北师大深造时，贻焜先生深得国学大师黎锦熙的器重，他在黎教授的亲自指导下作学术研究。1936年9月，贻焜先生完成了篇幅为34万字的《曾国藩评传》（以下简称《评传》）的著述，并于1937年由当时的正中书局出版发行，李肖聃为之作序，这是一部颇有影响的书。李在“叙”中称赞“贻焜昔学于岳麓，予观其文词，叹为湘士之英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书局出版“民国丛书”，又将该书收入。贻焜先生早年写作并出版的《顾亭林学述评述》、《蒋中正评传》、《王船山先生的思想研究片断》及《论船山思想》均已散佚，独载于“民国丛书”的《评传》为先生的后人收藏。《评传》刊于“民国丛书”第一编85辑“历史地理类”之中。扉页有“本书据正中书局1947年版影印”字样。“民国丛书”该辑选书稿三部，除贻焜的《评传》外，还有梁启超的《李鸿章》，秦翰才的《左文襄公在西北》。三部书稿中《评传》居首。
    关于书的写作宗旨，贻焜先生在“题记”中说：“贻焜尝谓为学之道，如登高山如浮大海，竭其心力，虽足开拓耳目，探索幽微；而精力有限，终难尽宇宙之壮观，穷天地之奥秘。无巳，姑就所得，形诸简册，非独纪一己之行程，兼足供同好之借鉴②”。“题记”坦言写作《评传》是作学术工作，“发表己见”以便交流、借鉴。这种不计*****利的学术观“纯”得颇为难得。“题记”也简述了《评传》的写作过程：“本书编著，时经数载。草创之始，黄淬伯、李肖聃两先生指导颇详；完稿以后，中有数章，曾请黎劭西（锦熙）、钱疑古（玄同）……诸位先生评阅③”，仅此可见作者为文的艰辛以及治学中谦虚、谨慎的学者风范。
    史著《评传》属“述评”体例，以“述”为主，“述评”结合。该书洋洋数十万言，可谓鸿制巨篇。全书二十二章，可分为四大部分。第一章“导言”阐述作者“评”“传”曾氏的目的和方法，自成一个单元。第二部分以第二章的“时代背景”发轫至第七章，以时间为纵线，评传了曾氏的一生。第三部分以“人的个性研究”作总起至二十章，分别从十一个方面深入研究曾氏这位历史人物，以及以曾氏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儒家文化的某些现象。最后两章为一部分，这一部分以“曾公论时人”及“后人评曾公”这种“互动结构”，使之相映成趣，既是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总评”，又开启舆论“机关”，引入学术争鸣，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思维空间。《评传》引用典籍、著作达127种之多，史料丰富，论证翔实。其结构既严谨而又不失机智、新颖，语言活泼、超前，可谓匠心独运，推陈出新。
    全书四部分当以第三部分为重点。这一部分是在“述”的基础上，“评出”“这个”历史人物来。这个“评”如同《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是撰者对所述历史发表的见解。故贻焜先生循旧例，在《评传》中尽现作者的历史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作者深邃的思维、独到的见地亦体现在这十一个方面的论述中。仅以十六章“政治思想”言之，作者开篇“述”曾氏青少年时代忙于应付考试而远离政治，自后治军治政之时方与政治为伍，并跳出前儒“政治观”，独辟蹊径发现了无处不在的“政治思想”当“每随时随地而不同，亦因人因事而互异；盖时代之情形不同，则所发生之政治问题，自因之而不同。吾人之学识互异，则所产生之政治思想，亦因之而互异也。惟政治思想之产生，虽因人而不同，究与时代有密切之关系。盖政治思想之产生，原以济当时政治之穷④。”这段话论述的是“政治思想”与“人”及“时代”的关系，不能不说既体现了实事求是的辩证法。这种思想在1937年的知识界应该是进步的。当然，接下来的两句话：“苟于当时政治无深刻之认识，则不致产生政治思想也⑤。”则表现了作者认识的片面性。这是作者尚未接受一个重要的理论：政治思想是经济基础的必然产物。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应该苛求作者，我们之所以觉得《评传》可贵，是作者对曾氏的政治思想体系作了全面的介绍。在洋洋三万字的篇幅中，既有曾氏对满清王朝政治腐败的批评，又申述了曾氏崇尚的以“礼治”、“名教”、“人治”为核心的儒家观点；不但阐述了曾氏的“人才政策”，还介绍了用人的操作方法。作者笔触之宽除涉及政治与舆论、政治与军事、政治与财政诸关系之外，还介绍了曾氏外交政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曾氏的用人之道，在当今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毫无疑问，《评传》是一部有价值的史学著作，该书自1937年面世之后，在海内史学界就产生了颇大的影响，1947年该书由上海书局再版，至解放后的1957年，该书在台湾再版了七次。1982年内地岳麓书社也刊行了其中二章。然而，该书作者何贻焜，一位很有才华的学者型教师，却于1957年遭遇厄运：他被打成“右派”，不久又投入监狱，两年之后竟瘐毙狱中。据贻焜先生在衡铁一中的当年同事回忆，这位寡言少语、性格随和的语文教师之所以戴上“右派”帽子，除“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复杂”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写作了《评传》。尽管当年的“革命群众”并未读过《评传》，也“想当然”地认为地主家庭出身的何贻焜，热心地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立传，无非是为这名满清皇帝的忠实走卒唱赞歌。这确实是何贻焜的“错误”，也是他的悲剧。他《评传》的初衷是把曾氏当作学术中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来研究的。然而，中国的国情从来就是“学术即政治”，“政治统帅学术”。无可讳言，曾氏是一个可憎、可怕的人物，他双手沾满了太平天国军民的鲜血，他的黄袍马褂、双眼花翎，宝石冠顶无不散发着血腥味，所以，在解放后的教科书、词典中，他都戴着“汉奸”、“卖国贼”、“反动分子”、“刽子手”的帽子⑥。这样一个人见人恨、史学界唯恐避之不及的，你何先生却给他说“公道话”，不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么？诚然，曾氏作为一个人，他忠实地当了满清皇上的鹰犬，曾经成千上万地杀人，罪不容诛。然而，如果不仅仅把曾氏当作“一个人”，而是当作“历史现象”呢，是否可以另当别论？太平天国作为历史农民起义的最高层次，它爆发在中国封建社会“百足之虫死而未僵”之时，距离埋葬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尚差半个世纪，即令没有曾国藩、李鸿章、李宗棠辈，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又能彻底胜利吗？我们且撇下世界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仅把曾、李、左当作满清的“中兴之臣”来看待，那么他们的出现和存在是有着必然性。这样一个不以“爱”“憎”为转移的必然性，不是简单的“贬”而抹煞的。历史的前行总要付出代价，即令曾经惨剧的当事人，也要从悲痛中解脱出来，冷静地去看那渐渐远去的历史事件，而作为后来者重翻历史，撰文以史为鉴，又错在哪里？很可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方面以“历史唯物主义”自诩，一方面却又坚持用一个模式去套历史事件，甚至不惜把历史当成“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或一个可随意挂上一件衣服的架子。好在跟随时代前进的“今人”，在经历迷惘之后必然清醒一样，我们毅然摘下有色眼镜，能清醒地看待那些埋在地下的祖先了。近年来，出版界出版有关曾国藩的书，也发表了一些评介文章。试读这些文章，对曾氏某些方面的肯定已远远地超过了贻焜先生的《评传》。如果因《评传》而罹祸的贻焜先生九泉之下有知，不知该是欣慰还是愤慨。
        2004年3月31日——4月7日初稿
        2004年4月7日——4月10日二稿

注解：
①《曾国藩评传•叙》，“民国丛书”上海书局1947年影印版，P2。
②《曾国藩评传•导言》，“民国丛书”上海书局1947年影印版。
③《曾国藩评传•导言》，“民国丛书”上海书局1947年影印版。
④《曾国藩评传》，“民国丛书”上海书局1947年影印版，P317。
⑤《曾国藩评传》，“民国丛书”上海书局1947年影印出版，P317。
⑥《中学历史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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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楷体_GB2312][SIZE=4]恩师周仁济

                         衡南一中  王向东

    1959年下期，初中毕业的我被保送进了湖南第一师范，编在C166班,学号为28。第一个学期的语文老师叫叶藩庭，这是一位五十来岁，黑面庞，身体结实的老师，从穿戴到神情与一位老农民没多大差别。叶老师上课面无表情，语调不分高下，讲课基本上是“照本宣科”。听他的课像喝寡淡的开水。我与他不沟通的另一点是他不买我作文的帐。两个学期十六篇大作，他只稍带表扬过我一次。而有一个叫易玲珠的女同学，却几乎篇篇都受表扬。有一次，易玲珠的作文摆在桌子上，我翻开浏览一下，却并不见佳：字写得稚嫩倒也罢了，语言也不够艺术。我向来对自己的作文充满信心，却不被叶老师赏识，有点悲哀，也有点愤愤不平。如果叶老师一直教下去，我对语文的兴趣可能丧失殆尽，我常常这样想。
    第二学年开始的那一天，第一节是历史课，上课的是宽脸庞,胖胖的班主任李亚镇。我素来喜欢历史，加之“科班出身”的李老师对教材娴熟于胸，讲课不慌忙，讲故事般娓娓道来，所以每堂历史课我都听得轻松。第二节课是语文，一想起叶老师,心情便有些沉重。谁知道进来的竟不是叶老师，而是一位比叶老师年轻的留着平头，肤色白皙，脸膛方正，身材高大的老师。新来的老师不像叶老师只拿一个讲义夹和一个粉笔盒，这位老师的讲义夹是打开的，讲义夹上叠着书，大概是教材；教材也是打开的，上面还压着书，如此几层。大约怕叠着的书掉下来，他一手托着下面，一手按着顶上面的粉笔盒，大步流星地走进教室，似乎怕耽误一分钟。走上讲台的他捧着胸前的那一叠书，郑重地向我们回了一个礼，然后把粉笔盒，书本，教材，讲义，一一摆放在讲台上，好象在地摊上摆放货物，接着拿出一支粉笔，含笑向全班同学点了点头，再转身在黑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周仁济。那字是隶书的笔锋，上宽下窄，个头很大，与叶老师瘦长的字体不同。他用纯正的长沙话说过“开场白 ”后就直奔教材。记得那堂课上的是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课文很长，读起来枯燥；文章讲的都是大道理，与少年的我们相隔甚远。当时强调改革课堂教学，老师要上“双高课”。像这样几千字的文章，要求一个教时讲完，确非易事。周老师没有像叶老师那样逐段地讲，逐段地板书。周老师有些“讲座”的味道。他把文章的背景，深远影响介绍一遍之后，就抓住重点段落从表达方式到语言特点进行讲解。他讲的时候，时而捡起这本书念一段，时而拿起另一本书念一段。好似是片段，连起来却是整体。正如商店售货员，拿起这个商品介绍几句，又拿起那个货物夸几句。作为顾客，你会忍不住拿过那样东西摸一摸，捏一捏；当你这一商品还没看够时，售货员又举起了另一个商品，使顾客满有兴趣又应接不暇，时间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周老师讲课还有一个特点，他只扫一下资料就把目光给了我们，使我们觉得他念的前几个字是书上的话，后面却是老师自己的了。因为他经常把目光给了学生，教室里的气氛就比较紧凑。他注意说话的抑扬顿挫，又是好听的长沙话，因此，听他的课很舒服。
    不知其他同学感觉如何，反正我第一堂课就喜欢上了周老师。这是一位学者型教师，既博学又有讲课艺术，我从心里敬佩他。不仅如此，那一学期我写的第一篇作文就被他发现了。那是暑假刚过，作文课上，老师爱出些“暑假见闻”，“暑假二、三事”的题目。记得我在那篇作文中描述了农民的双抢劳动，也写下了社员在“公共食堂”就餐的情况。作文交上去后，周老师用隶书在我的作文后批了三、四行，总的意思是肯定我善于观察，赞扬我的文章富于生活气势。我把那批语读了又读，越读越受用。作文讲评课上，周老师一开头就提到我的作文，更使我受宠若惊。而最使我“解气”的是在这堂课上，一向受表扬的易玲珠竟“默默无闻”了。我在心里暗呼万岁，直把恩师当作知己。
    我性格内向，少言语，尽管我进入一师就当着班干部，但除了因工作和班主任老师打打交道外，与其他老师也只有 “听课”的关系了。然而，我与周老师是一个例外。我不但向周老师借过书，还几次去过他的家。这是我读书生涯中是仅有的唯一。我与周老师的交往，缘于有一次我大胆地进了“教员休息室”。当年的一师毁于抗战中的长沙大火。恢复的一师设在原长沙陆军医学院内，该院就盖在一师旧址上，一师招生时军医院迁走了。教学设施因陋就简，谈不上规范。在一排教室之中，辟一小间为“教员休息室”，作为教师课间休息之用。室内陈设简单，两把椅子，一个茶几，一个蔑壳热水瓶，几只茶杯。另外有一个洗脸架，一只搪瓷脸盆，供洗手用的。老师上连堂课时，课间休息就到室内坐一坐，喝一杯茶。那是有一节语文课后，我跟在周老师后怯怯地进了教员休息室，在周老师前面站着。
    周老师已通过作文认识了我的名字和人，对我跟进来并不吃惊，坐在椅子上喝水，睒了一下眼睛问：“我的课还听得下去吧？”
    “听得下，听得下。我最喜欢听您的课。”我赶紧说，语意并无奉承。
“那就好。你将来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好语文老师。因为你喜欢看书，也喜欢写作。”
    周老师为人朴实不拿架子，这亲切而又富期盼的话语，让我心窝一热，感动得几乎要流出眼泪，但我没有说话，只是感激地望着老师：那圆而不大的眼睛，讲话时喜欢不停地睒眼。
   “你有事吧？”周老师似乎看出我的心思。
   “我向你借本书看……行吗？”我鼓起勇气终于说出自己的请求，同时也因自己的唐突而后悔。藏书者一般是不向外借的，何况是借给学生。
   “可以。等我上完下一节课，你跟我到家里去挑选吧。”
  没想到周老师竟爽快答应，当时的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周老师的爱人在一师附小教书，周老师的家就***在一师附小。附小与校本部隔一条街。学校搭一座“天桥”把二者沟通起来。天遂人愿，第四节课是自习课，我向班长打了一个招呼，就跟着周老师过“天桥”去了。周老师有两个小鬼，四口之家就住在两间不大的平房里。一间作厨房，餐厅，另一间是卧室兼书房，书架上有领袖著作，有字辞典，以语文类较多，文学书籍也不少。我只对文学有兴趣，便从几个版本的文学史中抽出一本来对周老师说：“就借这本。”“好。这本文学史有特点，你借去看看，但不要转借。”我连答几个“是”，抱着书出了周老师的房门，高兴得连向老师道再见都忘了。
    如此一借二还，我便与周老师熟悉起来，与师母也认识了，还认识了两个师弟。我为人木讷，苯嘴拙舌，不善与人打交道。个子单瘦，脸色不红润。冬天穿一件青色的大得不合体的棉衣（是我父亲穿的），土得掉渣，哪里像一个师范生。但师母没有一点城里女人的势利，见我来了总是宽厚地点头、笑笑。
    在交往中得知周老师是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以写作语文教学论文法见长,解放前治过中国文学史，可惜书稿毁于长沙大火。周老师擅长书法，墙上挂着他的隶书条幅。他把出版的几本个人专著都拿给我看了。周老师的才华和经历益发变得神圣，当时我正做着作家梦，对眼前的周老师崇拜得五体投地。
    196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40周年纪念日。在这之前的十来天吧，周老师忽然对我说，写一篇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吧。原来校刊《第一师范》要办一期纪念刊。以老师的文章为主，也计划发一点学生的作品。周老师是校刊编委之一，打算推荐我的文章。周老师的约稿让我怦然心动。我虽然有当作家的野心，也偷偷地向《长沙晚报》投过稿，但都是水中月镜中花，不免有些灰心。现在有周老师推荐，我的写作热情又来了。我于是从上海嘉兴南湖船上的灯光起笔，写到井冈山的“星星之火”、长征老山界的火把、遵义城头的明灯，直至天***门城楼上的五星红旗，一气呵成，送给周老师看。周老师对初稿不满意，提出修改意见。我写出第二稿，还是不行，再改。如此前后四个回合，周老师才说“行了”，并动手把《歌唱党》的标题改为《舵手颂》，叫我用方格稿纸抄一遍，拿走了。“七.一”后不久，周老师拿一本油印刊物和一本书给我，告诉我这是送给作者的赠刊和奖品。这本校刊上的“第一师范”是毛泽东同志的手笔，下面用红色油墨印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翻开目录看，前面依次是校党支部、政治处、校团委及有关老师写的纪念文章后面有学生作品两篇，一篇是诗歌《回乡》，另一篇则是我的《舵手颂》。该文以隶书作标题，全文千来字，作者署名为C166班王荣华（我以前的名字——笔者），既有题花也有尾花。尾花为一般轮船，正喷烟航行。劈破斩浪，很是威风。我捧着散发强烈油墨味的校刊，如获至宝。先把自己的文章读了又读。然后再从头到尾把校刊读一遍。当时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物资稀缺，纸张质量很差。一本隆重的校刊也只能用发黄的“毛边纸”印制。然而，就是这本软古囊囊的校刊，我却收藏了几十年，直到十年前搬家，才不经意丢失了。
    在教过我的十余位语文老师中，有两位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一位是教我高小语文的雷寿成老师，他在我一篇写诗的作文后批了“热情奔放”四个字，至今犹在眼前。另一位就是我在一师相遇的恩师周仁济了。
    周老师令我永远难忘的还有另外几件事。
    有一天，我到周老师家里去还书，无意中看到师弟在翻看一本作文，我没在意。周老师却对我说：“我叫细伢子（长沙方言）读你的作文。”周老师说这话时神色坦然，但他那平静的语调，已使作学生的我无地自容了，其澎湃的心情远非“受宠若惊”所能形容的了。
    这一学期，我被评为“优秀学生”，我想这与我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显然有关联。
    也就是这一年，我的生活道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变化的背景是这一年年初，国家主席刘少奇来湖南视察，在长沙与大、中专毕业生座谈，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号召同学们到农村去，做新一代农民。刘主席还现身说法，谈他作革命的“第一代”，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革命胜利后还是“占了大便宜”。刘主席关于“做第一代”的谈话对我影响很深。后来当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加强农业第一线，下放一批大、中学生时，我就几次申请回乡务农。终于得到批准，光荣地成了第一批下放的师范生。本班与我同时回乡的另外三位是傅孝清、文如兰、朱瑞良。我出生于农村，对农村的艰苦深有体会，但我是理想主义者。早些年山东出了个徐建春，我堂堂五尺男儿，就不信干不出一番事业！
    7月的某一天，我就要离校返乡了，向周老师辞行。周老师什么话也没说，默然地送给我一本书。这是他新出版的一本教学专著，我翻开封面，只见扉页上浓墨隶书着：“王生有壮志，文思波澜。红心向农村，定能写新章，”左上方的称呼是“王荣华学弟”，右下方是周老师的署名，还钤着他的红印章。我接过周老师的书，心潮涌动，热泪盈眶。在默默中，师生就此告别。
    全国只出了一个徐建春，回乡的我“奋斗”了许多年，吃苦了许多年，依然默默无闻。回农村的“壮志”倒是实现了。“文思”呢？早被生活的艰难磨枯竭了，无从“涌波澜”。返乡后我曾向周老师写过几封诉苦信。周老师每信必复，都是毛笔隶书。封封回信，都是劝慰。这些信伴我度过艰苦的岁月。命运常常给人看玩笑，离开师范的我，五年后又回到当教师的职业上来了。我的敬业精神和教学风格赢得了许多学生，也感动了许多家长。枯竭的“文思”在休养生息之后也复活起来。教学之余，拿起笔来写文章。有教研论文，也有文学作品，还有新闻。周老师的“真传”让我在笔耕中透出灵气。我的文章逐步在省、市、县三级有关报刊上变成铅印的文字。有些文章获了奖，有些文章为县里填补了空白。知道我名字的范围也逐渐大起来。终于当上了县政协委员、县人大代表，接着又当上了省人大代表。在我得到的这些荣誉中，都渗透着周老师的心血啊！
    1984年，分别21年的师生终于重逢了。那一年四月，我到长沙参加省人大会议，在岳麓山下的枫林宾馆里会见了周老师。原来周老师也是省人大代表，已晋升为副教授，还任着长沙市人大常委副主任的职务。我为周老师取得的成就而高兴，也为自己是周老师的学生而自豪。二十多年没见，周老师的变化不大。仍然是短头发，白皙而方正的脸庞，讲起话来爱睒眼睛，只是身体发福了，身材更为魁梧。与老师的显赫比，我这个学生太没出息了。但周老师没有嫌弃我，尽管作着“大官”的老师应酬那么多，他还是与我“话旧”，其亲近不减当年。他甚至还用小车把我接到他的寓所，拜见了师母，会见了师弟。
    又一个十年过去，偶然在《湖南教育》杂志看到了一组纪念周老师的文章。原来周老师逝世了。我看着那些文章，犹如五雷轰顶，视线模糊了，眼前出现了恩师的面庞。同时也自责，在省里同开五年会后，竟没有再去拜见恩师，他教我这样的学生有什么用呢！


                       2001年5月初稿
                      （2006年6月10日——1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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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楷体_GB2312][SIZE=4]  秉烛读趣
                                 衡南一中   王向东

    据媒体报道：74高龄的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新近出版了两本著作。离岗以后由政治界转为学术研究，这在我国高层离退人员中本属珍贵新闻，更难得的是李岚清同志能以“平民”身份参加一些群众文化活动。今年三月，他应邀来湖南，在省军区礼堂与1800多名听众共话读书与音乐。关于读书，他的体会是：“过去为工作而读书，现在是为兴趣而读书，许多好书如果错过没读那是终身遗憾。”这话说得朴实而又精辟。
    从李岚清晚年“趣读”，叫人联想起古人的“秉烛之说”。师旷首倡的“秉烛晚读”影响深远。南北朝时杰出学者、文学家颜之推，就在专讲子女教育的《颜氏家训》中引述过：“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对“秉烛之说”推崇备至的颜氏回顾自己的读书生涯，说“人有坎，失去盛年而惋惜”，可见他读书条件很差。然而他没有灰心，“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做到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终成正果。颜之推不仅“现身说法”教育子女，还列出先贤不辍为学的例子作为榜样：孔子五十而学《易》，荀“知天命”之年始游学，公孙弘四十才读《春秋》。晚学的例子当然不止于此，苏老泉27岁才发奋读书，若梁灏82岁尚在*****书，都在《三字经》上载着的。
    “秉烛之明，孰与昧行乎？”举蜡烛前行，光芒虽然较小，但总比在黑暗中进行要强多了。晚读之趣，首先在于“释昧”。人生之昧者，昏暗、糊涂、不明白之谓也。想人生呀呀学语之时，是开混沌之始，外面世界对他来说一沓糊涂；幼龄是玩乐季节，与“明”“昧”不搭界；少年倒是读书的好时光，可惜埋头做试卷，读书只是找答案；到青年时代，发现除专业知识外，其他的均为“半明半昧”；待成家立业之壮年，难免不为生计而碌碌，哪里还顾得上读书？古人虽曰“四十而不惑”，并非读透了书而解了“惑”，恐怕只是“不惑”于已选定的生活目标罢了。可见人生虽漫漫，那“昧”却如影之随人。只有到了晚年才得空、得闲读书。到了此时一边抚摸伤痕，一边动物反刍似的悟出那人生的真谛，以释其昧。故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
    秉烛读趣之所以能“释昧”，还在于人至黄昏远离了“名利”。人生是美好的，但又无处不荆棘丛生。既有天高云淡，又有月黑风高；既有春花绽放，也有秋风萧飒；不乏飞黄腾达，更有折戟沉沙；才轻松地哼着歌儿，忽变成嚎啕恸哭。都只缘“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历史的星空里多有光芒，而人生总是逆境多于顺境。“是非成败转头空”，不论是灿烂的人生，还是灰暗的岁月，都会百川归海到了“淡出江湖”的晚年。不管你乐意不乐意，甘心不甘心，“名”与“利”都会离你而去。人一走，茶就凉。“凉”了以后如何打发余下的岁月？于是，有人选择了读书。无欲则静，即使“结庐在人间”，也会进入“心远地自偏”的境界的。
    秉烛之读旨在怡情悦趣。读书是一件最简单最容易的事，只要有一本书，随便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都可以读。然而，读书又是一椿最复杂最艰辛的事。难在无法坐下来，无法读进去。这正如法师“坐禅”，气*****师“入定”，要让脑子静得一片空白，而不滋生杂念，委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故心浮气躁时读不了书，春风得意时读不了书。读书是人在喧尘处，心在山林隐居。读书不是人在读，是心在读。是读者与作者心与心相碰，情与情相融。在读书的人生中，唯远离“*****利”方能进入最高之境界。无*****利之读，其趣如观白云舒卷，可以忘尘脱俗；似听山泉叮咚，能神清气爽；如聆轮音而离俗世，似沐甘霖而鹤翔云天。人至“黄昏”可以“身静”。远离“*****利”则能“心静”。此“静”非江海之静，而是秋湖之静。眼光扫过行行文字，似吹皱粼粼细浪；手指揭起页页纸张，像惊起层层波纹。读者作者对奕于松间石上，共沐清风明月。读先秦古诗，可生如诉之怨情；读诸子散文，可汲旷古之哲学；读两汉大赋，可领略雄浑之气势；读盛唐诗歌，可培植意蕴之空灵；读宋词元曲，可揣摩词采之华丽；读清明小说，可体验情节之峰回路转。
    远离牌桌，埋首书卷，真性情自可显露。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领略了闲适恬淡；在“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中品尝了旷远空灵；吟哦“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唤回了乡情乡音；把玩“一蓑烟雨任平生”，得到豁达开朗的升华。不不是，华章生佳境，妙句可传情，秉烛读趣全在乎修身养性。
    话又说回来，李岚清说许多好书不读就会抱恨终生，也许还脱不了“*****利”。其实，怡情悦趣的秉烛之读，你说它是一种*****利也未尝不可，但这种*****利当属“另类”。

                              2006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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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楷体_GB2312][SIZE=4] 乡路情思
                               王向东
    “要想富，先修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人们似乎突然间明白了“路”与“富”的辩证关系，以致于迸发出不可遏制的修路热情，由此演绎出来的许多故事，在每一个乡镇都可以收集起几箩筐。其实，我们的老祖先很早就懂得了修路的重要性。比如生活在公元前的秦始皇，他在“六王毕，四海一”之后，首先抓的就是“车同轨”，如果没有修通当时的“国道”，就无“同轨”可言了。那些古“驿道”连续用了两千多年，直到上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后，我家乡的田垅里还躺着一条宽5尺用青石板铺成的“驿道”。人们不喊它“驿道”，而唤作“宽板大道”，考究起来，是“官马大道”喊别了音。小时候我跟着父亲去栗江赶集，是要走一段“官马大道”的。比起其他的土路，甚至于窄窄的石板路，这官马大道的档次实在高多了，走在上面也舒服多了。记得那些条形的青色的石板上有白色的云状花纹，雨水洗过后黑白分明，俨然一幅幅生动的写意画。我想这溜光柔和的石板该是多少马蹄、牛脚、车轮、人足打磨而成的啊。我走过的这条官马大道把偏僻的栗江古镇，和名城衡阳连接起来了。解放初期，我有一位妻舅做针头线脑的小生意。为了赶时间，往往是深夜鸡叫头遍时，我岳母就起来做饭，妻舅吃过饭挑起竹篾罩篓出门时，东方才发白。他踏着官马大道步行60余华里，赶到衡阳城里卖掉鸡蛋，再进一些小百货返家，走到家时天已经煞黑。这赤脚草鞋步行进城的历史，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才有所改变。那时衡常公路开始通班车，遇有重要事情的乡亲上衡阳，可先步行十余里赶到牛头山去搭车。70年代，家乡开办松柏煤矿，上面决定从牛头山修一条公路到煤矿，以解决运输问题。“松牛”公路的修成，大大“缩短”了家乡与衡阳的距离。人们终于告别驿道，走上了有现代气息的公路。尽管那时路质差，够不上等级，但人们坐在摇摇晃晃的汽车里，或者步行在叽叽作响的路面上，还是感到家乡从此不闭塞了。80年代以前，乡亲们拴牢在“大集体”中，家乡有如一潭静水。改革开放了，这一潭静水忽然兴起波浪，变成一股激流，沿着新修公路这一道闸口，汹涌迸出，流向远方。我每次搭车都要遇上外出或回归的打工仔与打工妹，他们提着小包，扛着大包等在马路沿线。车来了，一挥手就挤上车了。看着他们时髦的穿戴和充满希望的面孔，我为之高兴，为之祝福，连他们那不文明的挤车动作也原谅了。
    不久，近尾洲水电工程上马了，公路上的车流量骤增，原先那种公路规格已不能满足需要。就在稍后，家乡公路进行扩宽改线。于是，一幅火热的施工场面在沿线展开。真个是人如潮涌，吼声震天。有的路段人工操作，钢筋捅，雷管炸，手挖肩挑，人呼马叫；有的工段机器作业，推土机推起巨大的泥浪，有排山倒海之势，“扑扑”的吼声震撼着山山岭岭。因为改路不通车，一度令人叫苦不迭。但人们盼望改路工程尽快完成，盼望修成油路或硬化。到1999年农历年底，改建工程终于胜利完成。听说家乡通水泥路了，我在2000年春节里特地回了一趟老家。车过牛头山，我下车步行“观光”，原先那条坑坑洼洼的黄路不见了，一条两车道的水泥马路展现在我眼前，它如一条白绫在山山岭岭蜿蜒飘舞。原先马路两旁的寂寞和荒凉也消失了。马路两旁那些新建的砖瓦房，还用五光十色的瓷砖装饰着，一栋连着一栋；竟有些街市的气派。我留意一下，有些房子门前还真的摆着茶水滩，屋内的柜台上有烟有酒；有的摆着案板卖猪肉；也有在支撑的条纹布下搞单车摩托修理。
    “老师傅，您要坐车吗？”一声问讯打断我的遐想。定晴一看，是一位戴着头盔胯着嘉陵的摩托手，他以为我是过路客，前来揽生意。看那小伙子有些面熟，没等我发问，小青年扬声笑起来：“是老师啊，难得回老家一趟，我送你回去！”老家本也不远，我谢绝了他的好意，他却误解了：“老师，上车，免费！这点师生感情还是有的。”看他那种真挚，我哪能拂他的好意，便上了车。“啪啪”几声，摩托启动了，接着由“啪啪”变成了“嗡嗡”，摩托“丝丝”地在马路上跑起来，平稳而又轻盈。风在耳边呼呼而过，好惬意啊！这当儿，我忽然想起了十几年前的一件事。那是深秋季节的一个下午，突然来了一个通知，要我第二天上午8点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去参加考试。这可是一次关系我命运的考试啊，我既高兴又着急。公路虽然通了车，但已是晚饭时分，哪里还会有客车？也许能拦一辆货车吧。我心怀侥幸地上了路。谁知事情就这么巧，一路上就没见一辆车。我只能拼命走，赶了70多里路，终于在午夜时分来到衡阳，在东站乘火车，到进修学校所在地向阳镇时已是次日凌晨三点。我想，如果在今天，即使没有搭上车，摩托随处可租，那会受那份洋罪！往事还没有回忆完，老家到了，我要付车钱，那学生就是不收，还说他家就在马路边，下次用车您打我的电话，随叫随到，说着拍拍别在腰间的手机。我连声应答，表示感谢。真是世事沧桑，家乡变了，路变了，人也变了。然而，家乡的变化，比起县内先进的地方来，那是小巫见大巫了。我虽然走的地方不多，但从有关方面了解到，半个世纪以来，我县的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0年前，我县仅有过境公路三条，如今过境公路有220公里，还有两条全封闭的高速公路呢。建成的县乡公路达3333公里，全县乡乡村村通公路，70%的村民小组、40%的屋场都通了公路。全县拥有大货车979台，大客车306台，小四轮1280台，摩托车数万台。这些数字还在不断的刷新中。小轿车进了农家院，报载，花桥镇渚溪村拥有私家车40台。数字，作为符号是普通的，但它又代表着不平凡；数字是朴素的，然而，蕴含着富裕和繁荣，闪耀着异彩。普通的数字标志着巨变。数字并非没有生命，它正以磅礴的激情，谱写了一曲律动而雄壮的乐章；它还以青春的歌喉唱着衡南50年的巨大变化！
    走在马路上，思潮滚滚。家乡的公路，你连着小康，通向光明而幸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原载《清泉流韵》（2002年7月）
                        2006年11月2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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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楷体_GB2312][SIZE=4]  献给圣地的短歌
                    ——访韶山冲花明楼归来
                       王向东

                    一、树青青，水清清
    进入湘中盆地以后，旅行者常有的那种恹恹欲睡的情绪被渐渐驱散，是因为渴望瞻仰的地方在遥远的前方出现，还是车外的景色越来越令人陶醉？可不是吗；我们穿越了一座又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欣赏了从车窗前掠过的一个又一个告别昔日青砖小巷，正迈步走向市场经济的新型乡镇；我们点数着那挂着彩旗、蹲在路旁、热情地接待顾客的加油站；我们还赞叹着那远远近近玉立着的、装修得富有现代文明气氛的农家小楼，哪里还有竹篱茅檐、土砖坯墙的旧农村陈迹？而那些从后面赶上来，擦身而过的小车，或迎面而来满载的大卡车，又给这宁静的田园平添了跳动的一笔。时令尚属早春，但我们已有身处仲春时节的感觉。
    我们的车在宽阔平展的公路上轻驰，嚓嚓——嚓嚓……人们的心在轻驰中搏动，通通——通通……愈是接近那块圣地，这“轻驰”与“搏动”的合鸣就愈加澎湃。啊，韶山冲就要到了！啊，花明楼就要到了！车内的人很有兴致地谈论起来，那高声的话语几乎淹没汽车的引擎声。人们都把视线移向窗外，我也不例外。马路大概扩修了，道旁松只有齐腰高。移栽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长得健壮，样子潇洒。远处山坡也是松，树株高大。环视四周，目光所及无不是松。那重重叠叠的松郁郁葱葱，无不是丹青手的泼墨画。这儿不仅是松美，我还发现这儿的水也令人心动，不论是浅浅的田水，还是窄窄的溪水，不管是宁静的池塘水，还是奔腾的河水，都一样是清清的，清到一尘不染，我不禁脱口而出：“树青青，水清清……”
    据熟悉路程的同行讲，这儿离韶山不远了。我在思索，这青树清水与韶山有什么关系，是旅游的投资，还是建设和谐的绿化，抑还是历史的哲学思索？
树青青水清清，有一点我清楚，那就是为朝圣者营造此刻的感情：虔诚、纯净、肃穆、隽永……

                二、历史的脚步，匆匆
    二十八年了，我又来到这时里，对这里是这么陌生，又是这么熟悉。
    韶峰依然巍巍，上屋场依然恬静。山，浅绿而深翠；水，清冽而蜿蜒；人，依然摩肩接踵，连这块从山沟里挤出来的小广场，也依然喧嚷似潮。是的，这儿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尽管我只到过一次，尽管隔着二十八年的历史烟尘，我还是那么熟悉她。
    ……二十八年前，那是“史无前例”狂飚突起，正当青年的我，带着30个红卫兵，撑一面红旗，步行七天，来到这个“太阳升起的地方”，呆了两天一晚，留下许多深刻的印象。
    然而，眼前的一切又是那么陌生，陌生到我无法相认。当年大红的语录牌，已被绚丽多姿的商业广告代替；曾经作过“接待站”、设过“司令部”的地方已耸起了一座座商业城、旅游宾馆。满眼的是戴太阳帽、穿T恤衫、挂相机、背旅行包来去匆匆的人们，他们已代替了当年头戴军帽、胸别头像、臂箍袖章、身着橄榄绿的“红卫兵”。而从各处音响设备中飘逸出来的流行音乐，代替当年震耳欲聋的语录歌曲，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熟悉与陌生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还是有某种必要的联系？
    无须讳言，当年在这“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是笼罩着无比的神圣，放射着眩目的灵光。人们怀着崇高、圣洁的心情，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接受庄严的洗礼。当人们从这里返回，就像灵魂得到了升华，人人获得了再造山河的神奇力量。
    此刻，我伫立广场一侧，望着停在那里的五颜六色的数不清的小汽车。我又想起了二十八年前的“徒步串连”。那天傍晚，我们那支“小分队”终于来到韶山，住在“南岸接待站”。时值隆冬，韶山冲的茅檐上吊着冰棱。今天，哪里还有“南岸接待站”的影子？我看到的尽是“毛家饭店”、“毛家酒楼”……
    无须责备当年的狂热与虔诚，因为那是历史。而历史既走过雄壮与伟大，也穿过荒唐与愚昧；伴着历史的有光荣与骄傲，也有忧郁与深思。毫无疑问，今天的韶山是从二十八年前那儿来的，听，她的脚步匆匆……

                   三、巨人的目光
    狂热，已被历史的慎思所代替，而虔诚呢？我不断地探究，在那琳琅的商店招牌上，在旅行者的匆匆脚步声中，在恋人的蜜情软语中，在地摊老板推销纪念品的叫卖声中去寻找，虔诚啊，你在哪里？
    寻遍韶山的山山水水，我终于找到了，它就在陈列馆前，那矗立于大理石基座上巨人铜塑的目光里。关于铜像的揭幕，我听到了两个故事。其一，揭幕那天，韶山冲的杜鹃全开了。杜鹃本是仲春时节开放的花，然而，这一次它们竟把花期提前到先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前后。其二，铜像重七吨，可用*****率八吨的吊车就是吊不起。韶山冲老百姓闻讯后纷纷前来，呼啦啦跪了一地，齐向“毛家大爹”祈祷，于是，奇迹出现，铜像顺利吊上基座。这两个故事有没有神话色彩，不好断定，但我对这些故事深信不疑。
    如今到韶山作“一日游”者，都要到铜像下来。但我敢说，站在铜像前缅怀伟人*****绩、凭吊伟人睿智和风采的不会很多。而以铜像作“背景”照相却比比皆是。人们都希望把自己与领袖的形象联在一起，这是景仰伟人，还是标帜自己“到此一游”，还是别的什么？也许人们并不愿意作此深究。
然而，巨人的目光却是虔诚的。巨人挥起的右臂，是在向游人致意，是在指引着方向，是在鼓舞人们奋勇向前。巨人的目光又是深邃的，它越过前面的山峰，向着高远的蓝天！这说明了这位中国农民儿子的本质：他忘不了养育自己的小山村，又不为这个小山村所圉，他从这里走向中国，走向世界，并且惠及中国，更没有拉下这个养育过他的村子。巨人的目光同时也成为神州的信念，中国将强大地屹立东方。
    如果说当年“朝圣”的灵光已褪色，那么，今天人们从中国四面八方赶来，从四大洲五大洋赶来，那一颗颗虔诚的心，已赋予新的内容了。

                  四、朴素——辉煌
    生活在湖南的祖先都是这样***排自己的住处的：屋场座落于一架后山的包操中，座北朝南，非常稳当的样子。后面山上蓄着翠松、修竹，屋场前面凿一口池塘，平静的塘水倒映着屋舍与竹树，显得恬静而优美。修一条石板道倚池塘而和别的村落连接起来，使幽深的屋场又不孤单。伟人的故居也是如此。土坯墙，青瓦，甚至还盖着茅草，给人以温馨、依恋的农家风味，朴实而亲切。然而，“农味”十足的上屋场又决不是普通的农舍。
    踯躅在伟人故居池塘边，望着闪着微波、并不清澈透底的池水，我沉思；踏着从故居通向田野的石板小径，我琢磨；盯着垒成墙壁、被风雨剥蚀的那一块块黑黄色的土砖，我发问了：这仅仅是平凡、是朴素？读读那竖立的解说历史的铭文牌，望望那络绎不绝的游人，无须冥思苦想，也就悟出了平凡与伟大同在，辉煌出自朴素。
    19世纪末叶，主宰过历史命运的两位伟人，先后诞生在相隔不远的、朴素到不起眼的湘中农舍里，韶山冲与花明楼。伟人的降生与同时落地的婴儿没有两样，甚至成长的环境也基本相同。伟人出生的年代，距鸦片战争的枪声虽然消失已经半个世纪，然而，甲午海战的炮声在次年更猛烈地震响了。当民族英雄丁汝昌、邓世昌等饮恨黄海大战后，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了。接着列强瓜分中国悲惨的一幕上演。当伟人进入孩提时代，义和团运动爆发了，戌戍变法风起云涌了；当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轩辕，一丝维新之光被慈禧摧毁之后，历史的天空变得更黑暗。然而，地火在运行，岩浆将喷发！从岭南崛起的先前的一位伟人——孙中山，正挥动铁镐为满清王朝掘墓！这一切都在韶山冲和花明楼激起回应，两位热血贲张的湖南伟人也下了“楼”，走出“冲”，投身于大革命洪流。滚滚洪流中，湖南老乡黄兴、陈天华等脱颖而出，搏击大潮，还有韶山冲里的彭铁匠也举起了自己锻造的刀造反了。我想，这就是铸造伟人的时代洪炉吧！
    然而，这个孕育英雄的时代背景，又为同时代的人所共有，那么，伟大又怎样从平凡中诞生呢？
是母亲的正义与仁慈，是父亲的勤劳和对生活信念的执着追求，孕育和催生了伟大。
如果不挣脱旧的礼教和羁绊，如果不走出闭塞的山村，不由县城走向省城，不去迎接暴风雨，那平凡只是平凡，朴素还是朴素。
    这要感谢文家的老表们，是亲友的胆识和帮助让铁变成了钢！亲人的关照有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成为巨人毕竟不同凡响。从朴素走向辉煌，有性格和命运的偶然因素，更是历史搏动的必然。

                   1994年5月1日草成
                   2006年11月17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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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有来向姐姐学习了,我现在去了新学校,等学校可以上网就好了,我会把自己整个暑假的收获与大家分享的.

[QUOTE][B]下面引用由[U]hylifengju[/U]发表的内容：[/B]

好久没有来向姐姐学习了,我现在去了新学校,等学校可以上网就好了,我会把自己整个暑假的收获与大家分享的.[/QUOTE]
恭喜你荣调。
先好好休整吧，身体要紧；刚到新单位，得把工作先做好，上网的事可以放一放，朋友们能理解的。

                    [FACE=楷体_GB2312][SIZE=4] 母校，我又回到了您的怀抱
                         衡南一中  王向东
    赵鑫珊说：当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有时感到孤独、寂寞的时候，他就会从一些甜美的回忆中得到某种难以言传的慰藉和快乐。赵先生把我写作散文《恩师周仁济》，和把修改稿奉寄母校的心情说出来了。人退休以后难免不进入“回忆年代”。当我缅怀仁济先生的教学风采和人格魅力时，甜蜜亲切与难言的歉疚同时涌上心头。为了引起窗友对先生更多的回忆，为了让我那愧对恩师的痛苦心情得到赦免，我向母校寄去了拙文，希望得到关怀和接纳。然而，寄稿的热情被接踵而至的数月沉默所冷却。于失望中找出种种理由来猜测：一个那么大的学校，工作千头万绪，忙碌的领导和老师哪有时间来听一个老头的幽幽恕语？或者是没有寄到——如今邮工们鄙视“平信”，青睐“专递”，那是不争的事实。总之，我的心境慢慢平静，四十多年前的母校，隔着生活的烟尘，仍在遥遥的地平线上。
    然而，生活中也不缺“意外”，此后让我惊喜的事情接连发生，先是接到唐永湘老师的电话，告诉我寄来的稿子已经收到，准备刊用，并就稿中的问题征求我的意见；后是接到了母校校友会寄来的刊物。当我捧读2006年第二期《校友会简讯》时，我久久的期盼得到了满足，缥缈的母校也在缩短距离之后清晰了，我恍然回到久别母亲的怀抱，竟一下子年轻了四十岁呢！
    我洗手焚香，在兼作卧室的书斋里来拜读这本刊物，好好瞻仰一下久别的母校的姿容。我首先读的是校刊的封面。这个渗透经济观点而又色彩鲜明的封面由校徽、刊名和两帧照片组成。朴素的校徽闪耀历史的光芒，立体的刊名透着庄重。富有新闻价值的两帧照片，不仅报道着母校的近况，而且向世人昭示了学校的形象，无疑提升了母校的人气。如果留意一下刊物的编辑署名和“年”“期”，还会触摸到“校友会”在学校中的地位以及校刊那不可忽视的存在价值。
    接下来是读封二。如果说封面是庄严，那么封二的基调便是热情与喜庆。大红灯笼渲染着节日气氛，吉祥祝福给人以温馨的亲情。“新年寄语”中的称呼温热了读者，实事求是的校园简介，既唤起了老学生的记忆，又吸引了“新兴”（“莘莘”）学子的目光。
    “目录”是刊物的“盖头”，它陈列的是刊物的内容，透露的却是编者的才华。五个栏目以四字短语为标题，整齐划一。首栏“学校要闻”以轻重为序排列，丰富的材料，不同的角度让读者全面地认识了“现在”的第一师范。不管是“旧友”还是“新交”都读懂了今天的第一师范：她的地位、影响和特点。对于校友来说，最关注的是“母校情结”和“校友诗坛”。两栏发表的二十篇（首）文章构成本期《简讯》的基本阵容。细读这些文字，于朴素的叙述中感受了历史的沧桑，在热情的讴歌中触摸了眷恋的琴弦。那飘着雪花的照片，是向母校诉说人生之路的坎坷；那些饱醮热血的文字不是在表白怀念与祝福吗？啊，相聚诉“情绪”，“诗坛”会胜友，堪称人世畅事！在这些栏目中，读者听到了皓首与青年的侃侃交谈，看到了先生与弟子相会的笑容。即使是来不及参加聚会的校友，暂时无缘得见先生尊颜的弟子，读了这些文字也会感到心满意足了。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了“相见”的机会，感谢校刊编辑以创造性的劳动，为我们提供了精神大餐。“校友撷英”彰显的不仅是校友的丰*****伟绩，也描绘了孜孜育人的教师风采。在这些熠熠生光的形象前，平庸的我不免自惭形秽，但绝不缺那种为校友骄傲的豪情。“信息平台”报道的是校友会的工作动态，虽排在后面，却是刊物的“点题之作”。名字出现在“捐赠榜”上的校友已向母校表了“孝心”，还没有上榜的，相信总会有机会。封三一组照片清晰而生动地再现了校友重逢、相聚的情景，那瞬间的精彩将变成资料的永恒。封底取材于校友聚会，却以不俗的背景拔高了照片的价值。苍松翠柏簇拥着青年毛泽东的塑像，那飘曳的长袍和跨出的脚步，显示着“进击”的内涵，令人想起“独立寒秋”的华章。高耸的大厦，给人巍巍之感，毛泽东的题词***祥而永恒。这是一幅有特点的、有历史深度而又大气的照片，面对她无不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手捧《校友会简讯》，又让我想起四十多年前我得到的那本纪念建党40周年的校刊。在印制上，两者有天壤之别，但对我同样重要。四十年前我怀揣那本校刊走上“第一线”，今天，是《简讯》把我召回母校怀抱。这种复杂的感情决不是这篇“读后感”所说得清的，在今后的联系和交流中，我将细细品味。最后，当我再一次感谢编者给了我重回母校怀抱的机会时，我还要为发表的拙文补一句，仁济先生的高尚决不是我的秃笔所能言传的，让我的回忆文章添列其中，那是编者高看了我一眼。
谢谢主编唐永湘老师，你的信任和热情，连同你惠寄的刊物！
                             2007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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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愧是心海拾贝！